肺移植是终末期肺部疾病患者唯一有效的治疗手段,但围术期并发症发生率高,长期生存率低于其他实体器官移植12。该共识旨在规范肺移植围术期麻醉与重症监护管理,降低并发症风险,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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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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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功能检查(如 FVC、FEV1、DLCO)、动脉血气分析及 6 分钟步行试验(6MWT)评估呼吸储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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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通气灌注显像(VPS)或分侧肺功能(SLF)指导术侧选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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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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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心动图(TEE)、心导管检查评估肺动脉高压(PAH)及右心功能,冠状动脉造影或 CTCA 筛查冠心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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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动脉高压患者需评估 WHO 心功能分级,重度 PAH(跨肺压差 > 20mmHg)可能需 ECMO 或体外循环支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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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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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肝肾功能不全、凝血功能障碍等需术前优化,控制感染并纠正代谢紊乱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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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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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合指数(PaO2/FiO2)>300mmHg、气道分泌物少、无感染或创伤史为理想供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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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死亡供体需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避免容量超负荷,必要时使用血管活性药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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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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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低温灌注(如 LPD 液)、机械通气(FiO2 0.5,PEEP 5cmH2O)及抗氧化治疗减少缺血再灌注损伤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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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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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小剂量分次给药(如咪达唑仑、依托咪酯、芬太尼),避免血流动力学波动,快速顺序诱导适用于禁食不足患者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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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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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选择对心肺功能抑制小的药物(如顺阿曲库铵、右美托咪定),避免使用增加肺血管阻力的药物(如氯胺酮)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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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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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监测包括有创动脉压、中心静脉压(CVP)、肺动脉导管(PAC)、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及脑氧饱和度(rSO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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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 用于评估右心功能、肺静脉吻合及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时的快速诊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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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肺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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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腔气管导管(DLT)或支气管封堵器实现肺隔离,单肺通气时潮气量 4-6ml/kg,PEEP 5-10cmH2O,维持 SpO2 89%-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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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高浓度氧(FiO2<0.6)以减少再灌注损伤,必要时采用允许性高碳酸血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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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灌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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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肺开放前给予甲泼尼龙 500mg,开放后采用低潮气量(4-6ml/kg)、高 PEEP(5-10cmH2O)及低 FiO2(<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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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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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液体管理,维持 CVP<10mmHg,优先使用胶体液,避免晶体液过量导致肺水肿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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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活性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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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动脉阻断前预防性使用米力农或多巴酚丁胺降低肺血管阻力,低血压时首选去甲肾上腺素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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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性一氧化氮(iNO)10-20ppm 用于选择性肺血管扩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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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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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 PAH、右心衰竭、单肺通气无法维持氧合或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时,需紧急启动 ECMO 或体外循环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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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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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监测 ACT(目标 180-220 秒),预防血栓及出血并发症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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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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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通气目标:PaO2≥70mmHg,PaCO2 接近基线,避免高气道压(峰压 < 30cmH2O)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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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拔管(术后 24 小时内)结合无创通气过渡,促进肺康复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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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流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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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监测 CVP、心输出量(CO)、肺动脉压(PAP),调整血管活性药物及液体平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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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心衰竭时使用正性肌力药物(如多巴酚丁胺)及利尿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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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P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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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因素包括冷缺血时间 > 6 小时、供体感染,治疗以肺保护性通气、利尿及 iNO 为主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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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与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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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早期使用广谱抗生素,监测血药浓度调整免疫抑制剂(如他克莫司)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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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支气管镜检查及肺泡灌洗,筛查感染及急性排斥反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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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式镇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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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使用非甾体抗炎药、局部麻醉(如椎旁阻滞)及低剂量阿片类药物,减少阿片依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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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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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美托咪定或瑞马唑仑用于镇静,避免过度镇静导致机械通气时间延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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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CASH 理念(早期舒适化、最小化镇静),减少谵妄风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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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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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肺来源少、解剖结构小、血流动力学波动大,需精准容量管理及 ECMO 支持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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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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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腔气管导管调整位置实现肺隔离,监测肺动脉压及乳酸水平,避免使用减慢心率药物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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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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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肺血管扩张剂(如波生坦)至术前,避免缺氧及酸中毒加重 PAH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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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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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动脉阻断前试夹闭 5-10 分钟,评估右心耐受度,必要时紧急启动 ECMO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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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价值:该共识为肺移植围术期管理提供了标准化框架,强调多学科协作(麻醉、外科、重症监护)及个体化策略,有助于降低并发症及病死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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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差距:部分建议基于专家意见,需进一步研究验证,如胃超声在容量评估中的作用、新型免疫抑制剂的应用等18。
肺移植的麻醉与重症监护管理需贯穿术前评估、术中精准调控及术后综合管理全流程。遵循该共识可优化围术期 outcomes,但其实施需结合患者具体病情及中心资源,未来需更多研究填补证据空白,推动肺移植领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