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
整理古代中国医药文献，除了要有系统而全面的中国医药学知识外，还必须掌握整理古代文献的一般基础知识。这些知识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等等。因为各有专门的学科介绍，所以仅在此作一简要叙述。
第一节 目录
我国医药文献汗牛充栋，如何从这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理出一个头绪，对所需文献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了解，或者是能够顺利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文献资料，这是目录学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达到的。目录学正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将繁多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归类，使人们可以按目索书，不致于面对繁多而庞杂的文献无所措手。因此，目录学是引导人们读书的向导。
一、目录与目录学
《论语.颜渊》篇：“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请问其目，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里的视、听、言、动，就是为“仁”的“目”。在一个大名之下，分列它的小名的便叫做目。目又指一书中的篇目或卷次，如《素问》之下，有24卷,其篇目分别是“上古天真论”、“生气通天论”等。什么是“录”？《说文》录部：“录，刻木录录也。”刻木必用刀，帮后来又加上一个金字偏旁。古代文字，是记录于竹简或木版上的，前者为“册”，后者为“方”。方或册，都要用刀，故统谓之录。这都是从《说文》刻木之义引申出来的。把目录两字联起来作为一个名词，是起于汉成帝命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的时候。有文献记载刘向的《别录》中有“列子目录”，刘歆的《七略》中有“《尚书》有青丝编目录”等语。自刘氏父子之后，目录的名词便大家沿用了。
目本是指一书中的篇目，而录则是合篇目和叙的总称。《汉书艺文志》刘向校书，“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这里很明显，篇目是目，旨意是述一书大意的叙，把二者合而录之称“录”，然后奏上。因而，“录”，又称叙录、书录等。将一书的内容、作者姓名、生平事迹、学术观点、对书的评介、校勘经过、刊刻情况、版本流传等，写成简明扼要的文字，作简单的介绍，即是叙录。
刘向父子所著的《别录》与《七略》，开创了文献目录的先河。此后随着文化典籍的日益发展，治目录已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官私文献目录不断增加。而“目录学”一词，最早见于宋代苏象先《苏魏公谭训》卷四之中，到了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才明确指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这是将目录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较早论述。人们把综合群书，类居部次，考镜源流,条贯学术的一种学问，称之为目录学。目录学的宗旨是：将众多的书籍分门别类，编出简明的目录，让读者据目录以寻求书籍；向读者介绍和推荐图书，使读者通过书目，了解书属于什么流派，学术宗于那家，等。
二、目录学的作用
１、读书治学入门的向导目录学的研究，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总结前人的成果，指示学术门径，具有重要意义。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指出了目录学的重要性。他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同时的学者金榜也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术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他虽然没有提目录学，但所说的意义，和王鸣盛是一致的。清代的学术繁盛，和重视目录学有很大的关系。在读书治学方面，目录学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纲纪群籍，簿属甲乙：目录学是图书分类之学，把众多的书籍，按一定的分类方法进行分门别类，使人们在应用时便于寻检。因为透过目录，可以因类索书，不致于漫无边际，如大海捞针了。（２）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我国古代许多书目，具有学术史的性质。例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目的总序和类序，对于某一部类古籍和某一流派的学术起源、发展、转变，都有简要的说明，让读者清楚书之属于何家，学术之属于何派。目录所著录的图书，还能反映出各个时代某种学术的发展水平。如《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主要是经书和子书，而不立史书的例目，将春秋附于经书之中，这反映出秦以前至汉代，经学占统治地位，经书数量之多。同时，由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各自著书立说，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哲学等学科的发展。而史书却很少，故不列类目。到了晋代，目录的分灯方法发生了改变，创立了四部分类法，单立史部以著录史籍，反映出汉以后学者重视历史研究，史籍大量增加的情况。《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算经》、《婆罗门药方》等书，则反映出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与印度等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情况。（３）指示要籍，提要钩玄：某些解题、提要性目录，将书的内容写成简明的提要，可以让读者对书的梗概一目了然，对读者起指导作用，向读者介绍书籍有价值如何，以便读者确定是精读还是粗读。
２、科学研究的指南当代史学大师陈垣先生在“与毕业同学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一文中说：“目录学就好象一个账本，打开账本，前人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钻研时，才有门径，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也就可以容易地找到了。”因此，在科学研究时，目录学可以使我们做到：（１）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某一学科的学术史有所了解，对于制订有价值的课题，避免重复前人已做过的工作，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在前人已取得的成果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取得新的成就。（２）节省查阅资料的时间：目录学可以指导我们因类求书，了解有价值的的参考书，比较容易而广泛地搜集到与自己的研究有关的资料。（３）广开视野，活跃思维：掌握了目录学知识，可以涉猎许多与自己专业有关的书籍，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活跃思维。
３、目录学在文献研究中的作用（１）考察古籍概况，确定研究目标：目录是文化发展史的缩影，通过目录，可以对本专业的古籍数量，学术价值如何，哪些古籍亟待整理出版，哪些需要辑补或辑佚，等从而确定研究的目标。（２）搜集版本，选择善本：整理古籍最基本的方法之一是校勘。因此，搜集多种不同版本，是进行整理的条件。通过目录，可以了解一部书的刊刻情况，版本的多少及其优劣，为下一步的工作创造条件。（３）考篇目之分合：一部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多经过数次整理和刊刻，篇卷往往有分有合。如《素问》一书，《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内经》十八卷，其中有《素问》九卷；齐梁间全元起作《素问训解》为九卷，其篇目与今通行王注本不同。王注本整理为二十四卷，后世刊行版本，有九卷本，十二卷本，二十四卷本，而明正统道藏刊本为五十卷。这类情况，从历代目录对《素问》的著录，可以反映出来。（４）考书之真伪：利用历代目录是否著录，可以考辨古书的真伪。如《银海精微》，旧题唐孙思邈撰。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根据唐宋各代的目录中未见著录，并结合宋代王安石等关于“银海为目”说，断定此书为宋以后之书。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指出：“此书不惟不见于唐宋艺文志，亦绝不见于明以前藏书家目录。考《千顷堂书目》卷十四医家类有《银海精微》二卷，在明代不知撰人之内，书名、卷数，皆与《四库》著录本同。然则此书乃明人所作，本不题撰人，亦未尝依托古书，不知何人忽题为孙思邈，盖方技家辗转传钞，因其书不著姓名，恐其书不足以取重，遂妄取古人之名以实之耳。”（５）考亡佚之书：历代典籍的散亡，已述于前。有的全书亡佚，有的残缺不全。因而辑失工作也是整理古籍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目录，可以了解书的亡佚状况，如书名、卷数、作者、书的性质等，为辑佚提供有关的线索。
三、古代书目的类型与四部分类法
各种类型的书目，反映了人们研究文献的不同目的和需要。在中国文献史上，目录有官簿、史志、私录这三种主要流别。这是根据纂集工作的机构和撰者的身份划分的。官簿即官修目录，大都是朝廷组织一批学者，调查国内藏书之后，修纂出国家藏书目录。如西汉刘歆的《七略》，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东晋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唐代元行冲的《群书四部录》、宋代王尧臣的《崇文总目》、明代杨士奇的《文渊阁书目》、清代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都是比较有名的官修书目。史志是史学家所撰的各代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以及地方志中的《艺文略》。私录即私人撰修的藏书目录。自宋代发明印刷术以来，书籍大量增加，私人藏书成风。私人藏书目录各有特点，可补官修目录的不足。如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明代高儒的《百川书志》、钱曾的《读书敏求记》及清代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志》等，都是很有价值的私人藏书目录。
除了以上流别外，我国目录学家曾从不同角度，对古代书目进行分类，如按照目录的指趣划分，则有：（１）目录学家之目录：这类目录重在分类，即纲纪群籍，簿属甲乙，笼罩古今，便于寻查。（２）史学家之目录：这类目录重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大序、小序提供学术史方面的资料。（３）藏书家之目录：这类目录的特点是注重版本、考证版本、辨别真伪，校雠异同。其著录多是精良的善本、孤本。（４）读书家之目录：这类目录的特点是重视提要。通过解题的形式，向读者介绍图书的内容，指示佳本，提要钩玄，指导初学者的门径。（５）专门家之目录：如中医专门性目录《医籍考》，史学专门目录《史籍考》等。如按照书目的编制结构划分，则有：（１）书名、小序、解题俱备的书目：这是比较完备的体例，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２）有书名、小序而无解题的书目：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３）仅记书名，无小序、解题的书目：如《通志艺文略》、《书目答问》等，主要是著录图书，便于分类寻检。
从刘歆的《七略》问世以后，中国目录学建立了系统目录，创立了图书分类方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世目录学家，有遵《七略》而沿用六略分类法，有创七分法、九分法、十二分法者，但在目录学史上影响不大。四部分类法是中国目录学史上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书目分类方法。
四部分类法始创于晋荀勖的《晋中经簿》。汉代刘歆《七略》是中国目录学的奠基石，开创了图书分类法的先河，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目录。从两汉到两晋，我国文化典籍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文学和史学书籍的数量显著增多，而兵书和阴阳数术书籍相对减少，这就使《七略》的分类体系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图书分类需要。因此，《晋中经簿》在分类体系上做了新的改革，把六略分类，改为四部分类，开创了四分法之先例。其四部是：１、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即六艺略的内容；２、乙部：纪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数术，即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的内容；３、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收录新兴的史部书和类书；４、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即诗赋略的内容。这种图书分类体系的变革，较好地反映了《七略》成书以后近300年间由于学术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典籍范围扩展的情况，开创了四部分类法的道路。
东晋之初，李充依照《晋中经簿》编成《晋元帝四部书目》，依然用四部分类法，但更换了乙部与丙部的收录内容，即甲部纪经书，乙部纪史书，丙部纪子书，丁部纪集书。这种分类方法，将新兴的历史书籍排到了子书的前面，说明了李充对史书的重视。这种四部分类的排列次序，便从此固定下来。
将四部分类法的甲乙丙丁代号废除，而实行后世通行的“经、史、子、集”这四部名称的，是《隋书.经籍志》。《隋书.经籍志》的编制者，汇集当朝现存图书，参考前代各种目录学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对旧录之书有删除，未收之书有补充。在分类上沿用四部分类，但改用“经、史、子、集”的标题。《隋书.经籍志》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书前有总序，类后有小序，部后有大序，对古代学术的发展过程，作简明扼要的叙述，与《汉书.艺文志》先后辉映，成为被后世推崇的两部重要史志。
四、常见的综合性书目和中医专科书目
（一）综合性书目
１、史志目录
（１）正史目录自东汉学者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创史书目录之先例，后来的修史者往往仿此，在我国的二十六史中，有7部修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即：《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到了明代，陆续有人经过考证、补订、汇编、补辑而撰修出原来史书未修的艺文志，使各正史都有了艺文志。各史艺文志或经籍志著录一代著述及以前书籍在本朝的存佚情况，，构成了我国二千年来系统完整的典籍目录，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缩影。
（２）方志目录方志，即地方志。它所记录的是某一区域内一定时期的事物和人物等。按照行政区域划分和记事范围，方志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统志或区域志：记述全国范围内的志书，如隋代《区域图志》、宋代《太平寰宇志》、元代《元一统志》、明代《明一统志》、清代《清一统志》等。
省志：如《湖广总志》、《山东通志》。
府志：如《济南府志》。
州志：如《济宁直隶州志》、《泰安州志》。
县志：如《常昭合志》、《历城县志》。
都邑志：如《长安志》。
乡镇志：如《杏花村志》。这些方志都是记述某一区域中一定时期的事物和人物。许多方志仿正史体例，设有艺文志或经籍志，记述本区域内的藏书及著述，很有参考价值，可以补充正史艺文志的不足或遗漏。郭霭春氏编《中国分省医籍考》，就利用了大量的地方志资料。
２、《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清乾隆年间，清统治者为了实行文化统治，建立“四库全书馆”，向全国征集图书，并组织学者进行编纂和整理。历经十余年，于乾隆四十七年完成了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由《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等人，根据乾隆的旨意，将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所撰写的采入和未采入的古籍提要汇编而成。全书200卷，其中著录收入《四库全书》的古籍3461种,79309卷,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书6793种,93551卷。本书卷103~104子部13~14为医家类书目,著录医书97部,1816卷.子部15为医家类存目,著录医书94部682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的书籍，基本上包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著作，是总结过去目录学成就，反映当时封建知识分子文化水平的巨著。《总目》的分类，是正统派的四部分类法。在划分部类子目方面，参考了过去的各种公私书目，斟酌去取，使四部分类法更能适用于著录一切旧籍以及当时兴起的一些新著，达到了更为切合实用、更为完善的境地。《总目》的分类法分部、类、属三级，计分经、史、子、集4部，44类,65属。如子部之下有儒家类、医家类、术数类等14类,术数类之下又分数学之属、占候之属、占卜之属、阴阳五行之属等7属。
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帙浩繁，翻阅不便，所以乾隆又命纪昀等人把提要删节改编，不录存目，编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简明目录》的特点是：（1）删去存目部分;（2）著录的书名有3470种,比《总目》还多几种;（3）每部书也各有提要一篇,但内容比《总目提要》要简单。
此外，还有许多补充、订正、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书目，如清人邵懿辰撰、近人邵章续录的《增订四为库说明目录标注》、清阮元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今人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正》等，都是重要的参考书。
３、私人藏书目录
宋代以后，私人藏书家日多。他们往往不惜重金，搜求善本、孤本、秘本，建藏书之阁，精心校勘、评注、圈点古书，编制藏书目录这些私藏目录著录的图书，十分广泛，可补官方目录的不足。
（1）《郡斋读书志》 南宋.晁公武撰,原刻4卷,另有姚应绩续《后志》2卷,赵希弁《附志》1卷 《读书志》与《后志》收录的书皆至南宋为止,《附志》兼及庆元（1195）年以后的书.总计著录古籍1468部.全书按经史子集分类编排,4 部42类,每部以前有序,称为“总论”,每书之下,除注作者之外,还附有扼要的解题。《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第一部附有解题的私人书目。
（2）《遂初堂书目》 南宋尤袤撰 ，1卷。本书的特点是著录了不同的刻本,开创了著录版本的先例。
（3）《直斋书录解题》 南宋陈振孙撰。 陈氏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藏书约51180卷。本书仿《郡斋读书志》而作。书不分部,只将历代典籍分53个类目。
（4）《百川书志》 明.高儒撰。分4部92类,子目极详，绝大部分书有简明提要。特点是著录杂史、外史、野史中的演义传奇。
（5）《读书敏求记》 清.钱曾撰。钱曾是清初著名藏书家钱谦益的族孙,性嗜古书。钱谦益的绛云楼被火焚后,余书留给钱曾。其藏书处有述古堂,也是园。撰有《述古堂书目》和《也是园书目》,收录大量宋元刻本和其他珍贵图书.他选择并记载最珍贵的图书,撰成《读书敏求记》。书中提出从版式、行款、字体、刀刻和纸墨的颜色来鉴定雕版印刷的年代，从祖本、子本、原版、修版来确定版本的价值。是第一部研究版本目录的专著。
（6）《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清瞿镛撰。这部目录收录瞿氏家藏宋、元、明旧抄本及旧刻本共1300多种,24卷，按四部分类法排列。每书之下详列卷数、版本情况，并作版本比较。有的还录有原书序跋。
（7）《 宋楼藏书志》 清陆心源撰。著录陆氏家藏世间流传较少的宋元刊本约六百余种。全书120卷,续志4卷。每书之下详注版刻情况,并收录原书序跋。
（8）《善本书室藏书志》 清丁丙撰。收录丁氏所藏各种宋元刊本及精抄、精校本、稿本等善本书，共收书2000余种。全书40卷,附录1卷,按四部分类法编次,每一书下注明卷数、著者、版本情况、行款印记等,后有解题。
４、现代善本书目
现代有许多学者或图书馆编有善本书目，其常见者如：
《中国善本书目提要》王重民撰。全书收录王氏经眼的古籍善本书目4200余种,另有补遗100余种。按四部分类法编排。除记述各书的版刻特征外，更撰著了内容丰富的提要，考校版本源流介绍作者情况，评述各书的研究价值。不仅可供读者查检书目之用，还可收到阅读指南之效。
另外，《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等，都是常用的善本书目。
（二）常用中医专科书目
我国较早的医书目录是明代李濂撰《李嵩诸医书目录》，共4卷,已佚。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专科目录是明末殷仲春的《医藏目录》。
《医藏目录》成书于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书中将所著录的医书分为20大类,称20函,共449部。每函以佛家的《如来法藏》的名称作为各类的标题，并冠以小序，介绍该函的内容。本书目所著录的医书，都是殷氏本人亲见，不臆录，不转录，故资料可靠。但本书著录简单，仅记书名、卷数和作者，没有内容提要。另外，为了凑足20函,分类不太合理。
《医学读书志》清曹禾撰。成书于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内容系以历代名医（包括御纂医书之帝王）为纲，将史志所载及所见书目罗列于各医家名下，且注明出处。每家书目之的后，附以著者简述，提要钩玄，考订源流。
《中国医籍考》日本丹波元胤撰。成书于清道光六年（公元1819年）。本书收录上自秦汉，下迄清代道光初年的中国历代医书（包括存、佚、未见）共2878种,全书80卷,分9大类。本书是现存中医书目中比较完善而且系统的一部，且流传最广。
近现代，出现了不少中医书目。如日人冈西为人撰《宋以前医籍考》；丁福保等编《四部总录医药编》、《历代医学书目提要》；郭霭春《中国分省医籍考》；以及严世芸等《中国医籍通考》等。
《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是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等主编的大型中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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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版本
一、版本与版本学
自从有了文字，便有著录文字的东西。经过了刻石、镂金、甲骨、竹简、木版、帛素、纸以至雕版印刷和发展历程。在没有雕版印刷之前，文化尚不能普遍传布。而雕版印刷的发明，对文化发展的功绩是十分显著的，同时，也因之有了版本这门学问。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版本二字多是单独称谓的。《说文.片部》:“版，片也。牍，书版也。”《论衡.知量》：“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刀加削刮，乃成奏牍。”也就是说,将断木析为木片,再用刀来刮削,使之可以作书,这就叫做版。后因地域不同，就地取材，故包含了木片、竹片、玉石片等意义。如长沙多为竹简，而北方的陕西、甘肃多为木简。《黄帝内经》有“著之玉版”之说。本的原意是树木之根。《说文》：“木下曰本。”古代缣帛或简策形式的书，其长者多以轴卷贮存，其轴部外露部分称“本”，它相当于线装书的书根并以此计数。清代叶得辉《书林清话》中说：“今人称书下边曰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另外，古时又称书为“本”。如汉代刘向校书时，“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之雠校。”这里所持的“本”，就是汉时通行的竹简和帛书。
“版本”一词，始见于《宋史》卷431：“景德二年，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Ａ经本几何？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版本大备。”“版”源于简牍，“本”源于简策、帛书、写本。自从雕版印刷术发明以来，人们习惯用“版本”二字，多作为印本的代称，使版本一词，成为当时区别于写本的特称。
“版本”一词，盛行于宋代，是雕版术发展的结果。一般认为，雕版印刷，始于唐，风行于五代，至宋而大盛。如宋代葛佑《齐民要术》序：“此书乃天圣中崇文院版本，非朝廷要人不得。”陆游《老学庵笔记》：“尹少稷，日能颂麻沙版本书厚一寸。”朱熹《上蔡语录跋》：“熹初到括苍，得吴仕臣写本一篇，后得吴中版本一篇。”可知此时的“版本”与写本有了明显的区别，版本专指雕版印书而言。
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和刻书业的发达，有官刻、私刻之分，内容上有增补、删节之分，校订有优劣之别，自然形成千差万别的版本。于是，渐渐形成目录学家、校勘家、藏书家专门研究的一项学术内容。这就是版本学的兴起。如南宋万袤《遂初堂书目》具有“一书而兼载数本”的特点，成为我国版本目录学的最早专著。同一时期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也注意了图书版本的收录。版本学的形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雕版兴盛，藏书增多，使版本成为研究古今书目所必须掌握的一门学问。版本之学始于南宋，大盛于清代中叶。
版本学就是研究书籍的物质形态的特征和差别，并鉴别其真伪优劣的学问。也就是说，凡研究书籍的各种写本、历代刊本、传抄本、批校本、稿本乃至纸张墨色、字体、刀法、藏书印记、版式行款、装潢式样为内容，以及探讨一书的雕版源流、传抄源流的这样一门综合学问，称之为版本学。
二、读书择本的重要性
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或传抄，或刊刻，或公私收藏，从而产生了一种文献多种本子的现象，要求人们在阅读古籍过程中，必须选择版本，以保证所从事研究的课题的质量。
版本的种类是十分复杂的。由于刻写的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与刻印方式的不同，古典文献自然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版本。在雕版印刷术没有产生之前，典籍的流传主要靠写本，自从雕版印刷书籍之后，按照时代的不同，即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和清刻本。
根据刻印地区的不同，又有浙本、闽本、蜀本、平阳本（山西临汾）。其中浙本又可以细分为杭州本、衢州本、婺州本、台州本；闽本又可以细分为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蜀本中又可以细分为蜀大字本、眉山本等。就地区而言，历代刻书有所移迁。宋代以浙江、成都为刻书最盛之处，金元时期，北方以山西平阳府为刻书中心，明代则以福建、江苏为刻书中心，清代以江苏、安徽为刻书中心。
根据出版的单位不同，即有官刻本（包括中央官刊和地方官刊）、家刻本、坊刻本的区别。官刻本中，中央刻本有国子监本（包括南监本与北监本）、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属的刻印佛经及其他书籍）、内府本（明清时宫廷内部刊印的书籍）、殿本（清武英殿刻本）等；地方刻本有藩府本（明代地方藩王刻印书籍）、府学本、郡庠本、州学本、县学本以及各地书院本、局刻本（清同治光绪年间在各省设置的官书局刻书，如江苏书局、金陵书局、湖北崇文书局）。历代医书中，官刻本是一个重要部分。宋代官刊如国子监本《开宝新详定本草》、王怀隐《太平圣惠方》，校正医书局刊行的《嘉祐本草》、《图经本草》、《备急千金要方》、《针灸甲乙经》，南宋太医局本《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元代太医院刊《圣济总录》、《御药院方》、明代太医院刊《卫生宝鉴》，清代武英殿刊《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等，都属于当时的中央官刻本，地方官刻就更多了。
家刻本中有以室名称呼者，如明代毛晋家刻书称汲古阁本，清纳兰成德家刻本称通志堂本，清鲍廷博家刻本称知不足斋刻本；有以姓名称呼者，如宋黄善夫本，周必大本，明吴勉学本；有单以姓氏称呼者，如闵刻本，凌刻本等。凡属地方以刻书经商者，不论其字号称为书棚、书铺、书堂、书肆、书店、书局等，通称为坊刻本。坊刻本种类繁多，不胜枚举。
宋代较早的私人刊刻医书是初虞世《古今录验养生必用方》、《史载之方》及庞安时《伤寒总病论》等，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即是由阎孝忠刊刻的。元代私刊医书中著名的如胡氏古林堂刊《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叶氏广勤堂刊《针灸资生经》，熊氏卫生堂《新编西方子明堂灸经》等。明代私刊书中，汇刊医书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熊宗立约刊有24种,182卷,薛己约刊24种,107卷,吴勉学汇刊医书52种,227卷。王肯堂、吴勉学刊《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中，吴勉学刊《痘疹大全八种》。
根据印书质量状况不同，计有精刻本、写刻本、单刻本、丛书本、影刻本、递修本、百衲本、道藏本等。
根据雕版先后，可分为祖本、原刻本、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根据字体大小、印刷颜色与装订不同，可分为大字本，小字本、兰印本、红印本、朱墨本、巾箱本、袖珍本等。根据增删和批注评点情况，分为增订本、删本、节本、足本、残本、批点本、评本、注本、配本等。
凡属活字排印书籍，可分为泥活字本、木活字本、铜活字本、磁活字本、铁活字本等。清高宗以“活字”不雅，改为“聚珍”，当时武英殿聚珍版共刻印大小大活字253500个,印行了许多典籍文献。
写本的种类更多，有唐写本、明写本、旧抄本、清抄本、影印本、毛抄本以及稿本等。根据文献收藏与使用价值，又分为孤本、秘本、珍本、善本等。
古籍在刻印过程中，又由于具体条件的不同，内容有增删修改，写刻、印工、校勘等各有优劣，自然出现了千差万别的版本。于是社会上专门有人开始注意版本问题。《遂初堂书目》是首先记录版本的专目。此后，许多收藏家在收藏中，十分注重版本，诸如明代的毛晋、范钦，清代的钱曾、孙星衍、黄丕烈、丁丙、陆心源等，对版本论述均有发明。特别是清代乾嘉年间，根据内府藏书编纂的《天禄琳琅书目》10卷及其《后编》20卷,共收宋明各朝古籍1063部。“书目”以版本时代分类，将宋版、元版、明版、影宋版、抄本，各从其类，分别叙列关对刊刻时代、地点、收藏家姓名和印章题记，详加考证。从此各藏书家并于宋元旧刊和名人手抄，展开了广泛地研究和讨论，逐渐形成古籍版本学。专门研究历代典籍的雕版源流、传抄经过、纸地墨色、字体刀法、藏书印记、装璜式样以及内容校勘考订等问题，从而确定原刻或翻刻，原抄或影抄，善本或劣本，供社会人士收藏、流通、阅读参考。
正是由于版本如此复杂，古籍的状况也就各不相同。有的由于传抄校勘不精，脱文讹字、缺行脱页甚至成为伪作；有的妄改书名卷数，以假乱真，乃至影响识别版本；有的刻书者任意删改、挖改版刻嵊记，不易辨别真假；有的书坊粗制滥造，任意增删，以残冒全；历代封建统治者任意禁毁、删改图书，造成大批古籍版本错乱，难于鉴定。因此，进行文献研究，必须了解版本，重视版本，选择版本，避免为谬误而贻误工作，所以，研究古籍必须讲求版本。
古籍研究择本的重要性有以下几点：
１、古籍版本的选择是研究文化发展状况的重要手段之一，正确的版本可以为史学、考据学提供翔实的依据。如敦煌卷子本《新集备急灸经》（写本），注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此卷子为我们提供了该书刊刻地点，并记录了我国早期刊本流传的史实，具有考据学上的价值。
２、择本是我们顺利阅读古籍的重要条件。如朱肱《类证活人书》22卷,为明代王肯堂辑入《古今医统正脉全书》中。清朱文震重刻《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时，因《类证活人书》一书脱遗，为补成足本，朱氏将清人林开遂《活人录汇编》14卷掺入。以至光绪三十三年京师医局、民国间北京中医学社相继重刊，沿承其误。若使用了朱氏刊正统本来研究朱肱《类证活人书》，则不能真正反映朱氏原著的面貌，贻误工作。
３、选择古籍版本可以充分发挥善本书的作用。这在校勘工作中尤为突出。如《针灸甲乙经》通行本是医统本，书中有七种医书名称，存在着注文与正文混同的情形。而明代正统抄本虽是残卷，但无混同现象。又有一种明抄本，虽错字较多，但系北宋校正医书局整理过，而未经吴勉学之手，保留了宋代《针灸甲乙经》一种传本的面貌。通过诸版本比勘，选择善本，可以更好地为整理和阅读服务。４、通过对版形象著录的记忆，以便考察版本系统，研究其内容沿革和流传盛衰。
三、版本的研究与利用
如何识别版本？一是要了解古今版本研究的一般情况，以便有所遵循；二是要了解古今善本的概念，以便择善而从；三是要大量阅读的接触古籍，提高鉴别版本的能力。
１、研究版本学的著作：版本学始于南宋，至清代乾嘉时期最盛。宋代尤袤《遂初堂书目》是最早有关版本学的书目。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叶梦得《石林燕语》等，都对版本学研究有所帮助。王国维《两浙古刻本考》、《五代两宋监本考》，郑德懋《汲古阁刻版存亡考》、叶德辉《书林清话》、李济煌《古书源流》、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以及张元济《中国版本学》等，都是研究古籍版本的专著。
２、善本的概念：由于时代不同，对于善本的概念也不相同。有关善本问题，汉代人已经有所注意。因当时尚无印本，《汉书.河间献王传》称之为“善书”。《石林燕语》谓：“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书”。古人的“善本”概念是以校雠的好坏为标准的。清人张之洞曾提出过三条标准：一是“足本”，即无残无缺无删削的本子；二是“精校”，即精校精注本；三是“旧本”，即旧刻、旧抄本。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编辑条例中，列举四条作为“善本”的选择标准：“一曰旧刻，宋元遗刊，日远日鲜，幸传至今，固宜球图视之；二曰精本，朱氏一朝，自万历后，剞劂固属草草。然近溯嘉靖以前，刻书多翻宋椠，正统、成化刻印尤精，足本、孤本，所在皆是。今搜集自洪武迄嘉靖，萃其遗帙，择其最佳者，甄别而取之。万历以后，间附数部，要皆雕刻既工，世鲜传本者，始行入录；三曰旧抄，前明姑苏丛书堂吴氏、四明天一阁范氏，二家之书，半系抄本。至国朝小山堂赵氏、知不足斋鲍氏、振绮堂汪氏，多影抄宋元精本，笔墨精抄，远过明抄。寒家所藏，将及万卷，择其优异，始著于编；四曰旧校，校勘之学，至乾嘉而极精，出仁和卢抱经、吴县黄荛圃、阳湖孙星衍之手者，尤校雠精审，朱墨烂然，为艺林至宝。补脱文，正误字，有功后学不浅。”
善本的现代含义，经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部规定：凡是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的古籍，具三者之一者，均可认为是善本。如敦煌卷子医书，本身就是文物，从医学角度看，又是重要的学术资料，为善本无疑。又如《陆九芝先生遗稿七种》系稿本，虽为晚清作品，然有资料价值，仍视为善本。那么，医书善本的具体标准是什么？
（1）出土（或传世的）简、帛卷子医书；
（2）根据古卷子刻印的最早影刊本。如《医心方》、《黄帝虾蟆经》。
（3）宋金元明刊本、明清内府本均为善本。如赵府居敬堂本《伤寒论》为明内府善本，山西平阳府刊《西方子明堂灸经》为明刻善本。
（4）凡宋金元及明刻的医书，即使是麻沙本、宋本残卷，均为善本。如《针灸甲乙经》明正统三卷本残本，亦为善本。
（5）原刻本，无论宋元明清乃至民国均为善本。如雍正八年《胎产心法》、康熙间起秀堂仿宋代《小儿药证直诀》，亦系晚期善本。
（6）只存孤本、或仅有少数部类，其刊虽晚，仍属善本。如《医学研悦》，虽为明末刊本，然全国馆藏量罕少，故为善本。
（7）精刻、精校的医书，虽为清末，仍属善本。如钱熙作*守山阁本《黄帝内经素问》。
（8）经名家圈点批校或序跋题记，增加其学术研究价值。如《针灸甲乙经》明抄本，后附朱筠题识，故为善本。又如《仁斋直指方》旧钞本，有杨守敬批校圈点，也为善本。
（9）医书稿本、手写本或精校本。如夏英《灵枢脉翼》稿本、赵孟頫手抄《华佗中藏经》等。
（10）有著名医家钤记的版本，或少见版本，可称善本。如朝鲜版《仁斋直指方》有朱筠印记。《幼幼新书》明内府抄本有弘晓亲王“明善堂”之钤记。_
第三节 校勘
一、校勘和校勘学
校勘,谓互相校核而定其伪误异同。校,有考核查对之意。《汉书.食货志上》：“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考核查对文字也称校。骆宾王《帝京篇》：“校文天禄阁”。勘，复核审定也。《说文新附》：“勘，校也。”《玉篇》：“覆定也。”有人以为“勘”古亦作“刊”，《玉篇》：“刊，削也，定也，除也。”古人写字于竹简，如有错误，则用刀削除改正，然后乃成定本。故刊有削除和确定之意。应劭《风俗通义》云：“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后世习于刊为刊削之意，故将校刊与校勘分开，校刊指刻书言，校勘指定书言。
校勘，古又称校雠或雠校。《太平御览》卷618引刘向《别录》云：“雠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一般而言，校雠一词出现较早，西汉已有，范围也较大。包括了“合众本以校一书，撮指要而为叙录，寻源流而别部居”，即含有今之校勘、目录、版本等内容。而校勘一词出现于梁代以后。《沈休文集》云：“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民郎、左民尚书，专共校勘。”校勘一词的范围也较小，专指同一部古籍，用不同版本和资料互相核对，比较其文字的异同，以订正其错误。现在，校雠已逐渐被校勘所取代，如称校勘学、校勘记等。应当注意，校勘和校结有着不同的含义。校勘是对古籍整理而言，具有严格的要求和固定的方法；校结则是誊抄书稿，出版书籍的一个环节。主要是用原稿核对，以订正错误，保证书稿或出版物的质量，工作比较单纯容易。一般地说，校勘资料叫“校勘记”，而校结错字的资料称为“勘误表”。
校勘学是指研究校勘以及与校勘有关问题的专门学科。例如校勘的必要性，校勘的历史，校勘和内容与方式，校勘的依据和条件，校勘和态度和方法，以及校勘记的书写与体例等。由于校勘古称校雠，所以，校勘学也称校雠学。此学始于西汉，刘向奉成帝之命校雠秘府书籍，其子刘歆继其业，从而开创了校勘学的先河。
二、校勘的目的和意义
校勘主要用于古籍整理。前已述及，汉唐以前的书籍，主要是用竹简、丝帛写成，或是写在木板上，很不容易保存。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出现错落遣失、涣漫剥蚀等现象。即使是唐宋以后的书籍，虽多是刻本或抄本，但在历代流传过程中，由于多次传抄翻刻，书中文字必然有错讹、脱漏、衍倒之处，以致文失其真，令人难以理解，或是理解错误，所谓以讹传讹。同时，古籍流传至今，往往有多种版本，各种版本之间往往有文字出入，以致产生多歧之惑。因此，必须先对古籍加以校勘，改其错讹，补其脱漏，删其衍文，正其倒置，恢复其原本之真，才能文众字顺，更好地阅读和利用古籍。因此，校勘是整理、阅读古籍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张舜徽先生在《广校雠略·书籍必须校勘论》中说：“古书流传日久，讹舛滋多，或误夺一字，而事实全乖，或偶衍一文，而意谊尽失，苟非善读书者，据他书订正之，则无以复古人之旧，此校勘之役所以不可缓也。”
《素问》是成书于战国时代的中医学著作，但到了唐代，这部书已错讹甚多，不堪卒读了。唐.王冰注《素问》序云：“世本纰缪，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未已，别树篇题；或脱简不书，而云世阙。重经合而冠针服，并方宜而为咳篇，隔虚实而为逆从，合经络而为论要，节皮部为经络，退至教而先针，诸如此流不可胜数。”《素问》到了这种地步，如不进行校勘整理，就会有失传的危险。所以，王冰用了12年的时间，对《素问》进行了校勘次注。但此书到了宋代，又出现了许多错误，宋臣林亿等在奉仁宗之旨校正医书时，曾“正谬误者六千余字，增注义者二千余条”。明清医家也都对该书作了一定的校勘工作，纠正了基中的不少错误。1980年山东中医学院又对该书作了“校释”，曾参考古代医书近百种，收集国内外版本20余种,共出校记1700余条,其中据改者120余条,据删者10余条,据补者40余条,指出互异之处1200余条,疑原文有误者200余条。其他中医古籍在流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也大致如此。由此可见，古典医籍必须经过校勘，才能使读者正确理解原文含义，为教学、临床、科研服务。
三、校勘的方式和内容
１、校勘的方式由于校勘的目的不同，其方式也有一定的区别。校勘的主要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存真法：包括示古本之真和求事实之真。求古本之真就是校勘家得到某一善本或古本，便把它和较晚的刻本进行一番校勘，不仅载其文字的差异，而且记录该书的行款、版式、字画和纸质的不同，甚至旧本上的圈点、收藏图章也要记录。其目的在于提高自己藏本的价值，并使读者知道曾有过这样一个善本或古本。此类据校的书中，多系宋本或元本。求事实之真则是指对作者原书的校勘，即段玉裁所谓“断其立说之是非。”不过，校勘古书的求事实之真，与订正个别误字尚属不同。对古书中的个别误字，如仆作什，瑞作端，可以迳改。而对古籍中作者所记某些事实的错误，则只宜在校勘记中注明，但不能直接在原书中改正，只能在校勘记中指出。现在我们做校勘工作，既要保存古本之真，又要保持事实之真，所以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2）校异法:指把一部著作不同的版本中的歧异之处罗列出来,而不评断其是非,让读者自己抉择.但严格说来,这还只是校勘的初级阶段,还没有达到"正谬误"的校勘目的。（3）订讹法：指根据不同版本或别的方法，发现书中的歧异之处，然后判定其是非，并把书中的错误改正过来。这是校勘工作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步骤。现在校勘古书，大抵是将“校异”与“订讹”二者结合起来，既改正书中的错讹又把不同版本的互异之处于校勘记中记录下来。
２、校勘的内容
校勘的关键既然是订讹，那么，校勘的内容（或称校勘的对象）就是指出和改正古书中的各种文字错误。而要了解古书中的错误，则必须熟悉古书致误的原因。一般说来，古书致误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误字 即传写或翻刻中产生的错字，称为误文或讹文。导致误字的原因很多，有因古字、隶书、草书致误者，有因假借、形近、音近、偏旁、合字、分字致误者。校勘时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2）脱文 指古书在传写、翻刻过程中，脱落了部分文字。其中，标以方框者称阙文；整篇、整章、整段脱失者称佚文；简策、古书脱落者称为脱简。亦有因将正文误作注文而脱失者。
（3）衍文 指古书在流传过程中比原本多出的文字。此种情况多系传写致误，如将注文误入正文等。
（4）叠出 指古籍中文字重叠出现而不符合原意者。
（5）错简 指由于篇章简策错乱，或一篇错入他篇，或一篇之内段落文字互错致使古籍失其原貌。
（6）倒置 指古书字词位置颠倒。一般多系上下两字颠倒，或错乱的位置不甚相远。
（7）异文 指在古籍流传过程中，各版本间出现了文字差异，必须辨其是非，予以勘正。若难以辨其是非，则出校并存。
（8）妄加、妄删、误改 指后人在抄刻古籍时，由于不理解原文字义，而随意增删误改的文字。
（9）误读 古书多无标点符号，往往一篇文章连贯写刻，难以阅读，后人为了便于习览，则将文章予以圈点。由于圈点之人专业知识或古文程度不同，有时在句读方面会出现错误，造成文义失真，难以理解，或理解错误。
（10）避讳 指古时遇君父之名，在言语或书写之时皆避之，谓之避讳。避讳常用之法有三：一曰改字，二曰空字，三曰缺笔。避讳字给后人学习古代中医文献带来一定困难，但若能掌握其常识和规律，反能对古籍版本的断代鉴别提供某些线索，从而对古代文献的考证工作带来帮助。
四、校勘的方法
古人通过不断的校勘实践，创造、积累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校勘方法。叶德辉在《藏书古约》中，把前人校书方法归结为“死校”、“活校”两类。指出：“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顾千里广圻、黄荛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版归一式。卢抱经文绍*、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但死校与活校两种方法的运用，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有时需要结合运用。后来，陈垣先生通过详校《元典章》，总结出《校法四例》，对前人的校勘方法作了全面总结，被公认为校勘的正确方法，至今仍被广泛采用。
现将陈垣先生“四校法”简介如下：
１、对校法《校法四例》云：“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有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也就是广备本，用同一部书的各种版本互相参校的方法。
对校的前提和关键，在于考察版本的源流及优劣，鉴别、确定底本与校本。一般地说，底本必须选择善本，即成书年代较早，刻写比较精美、内容完整、错讹较少的传本，如宋元刻本及历代官刊本等。当然，如果能有祖本或接近于原稿定本的初刻本更好。因为从版本的规律来看，晚出的本子经过辗转重刻，难免增添些错误。当然，有些晚出的版本，由于经过了高手的精校，错误较少，也可以此精校本作为底本。
底本选好以后，还应考虑用哪些本子作为校本。如果底本之外只有一两个不同的版本，可全部作为对校本；如果不同版本较多，则需要找清各本之间的渊源关系，选择部分与底本不同渊源的本子作为主要校对本。
对校法的主旨在于校其异同，不校是非。实际上也可以把对校作为校勘的第一步，即收集校勘资料的过程，然后再用其他校法辨明是非和决定取舍。
２、本校法《样校法四例》云：“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择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吴缜之《新唐书纠谬》，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此用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予于《元典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节目讹误者若干条。至于字句之间，循览上下文义，近而数页，远而数集，属词比事，抵牾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这段论述说明，本校法就是将本书前后文字互证，比较其异同，从而断定书中的错误。其中，有用本书文句订正错讹者，有参考注文刊定正文者，有根据文义、文例订正谬误者，亦有根据文辞韵律进行考订者。
本校法也有其局限性，其一，是古籍非出一人之手时，不能用本校。如先秦古籍中，《黄帝内经》、《诗经》、《礼记》等，一书出于多人之手，行文遣词以致所涉及的名物制度，就不可能完全相同。若用本校法，强求一律，则未免削足适履，以不误而为误。其二，是资料来源不同，不能用本校。一部古籍中其资料来源往往不同。如《内经》引用先秦资料，即有《上经》、《下经》、《五色》、《脉变》等二十种之多，文字多有明显差异，甚至内容大相径庭。因此，对此类古籍进行校勘时，只可指明历史真相和学术渊源，不可据此轻改原文。
３、他校法《校法四例》云：“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法不能证明其讹误。丁国钧之《晋书校文》，岑（建功）刻之《旧唐书校勘记》，皆此法也。”在此，陈氏明确指出“他书”是指“前人之书”、“后人之书”和“同时之书”。
校勘古书，除了用对校本校之外，还可利用本书所引前人之书及后人所引本书之文进行校勘。以中医古籍而言，其内容多有渊源关系，《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甲乙经》、《病源》、《千金》、《外台》等，一脉相承。故校勘时，都可相互参考。如校《甲乙经》时，可用《素问》、《灵枢》、《太素》作为主要他校本，并可参考《千金》、《外台》有关针灸治疗部分。应当注意的是，古人引书不象今人写论文那么严格，为了行文方便，常改动原文；或是凭记忆引书，和原文出入较大；或摘取有关内容，中间不示省略。故以引书校勘本书必须慎重，不能轻易据改。
古代书籍载事载言，每每更相祖述，时代相同或相近的古书里，论述常有相同或相近的文字，因此可以相互校勘。如据《吕氏春秋》校战国诸子，据《病源》、《千金》校《外台》等。
四、理校法《校法四例》云：“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必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昔钱竹汀（大昕）先生读《后汉书郭太传》‘太至南州过表奉高’一段，疑其词句不伦，举出四证，后得闽嘉靖本，乃知此七十四字为章怀注引谢承书之文，，诸本皆Ａ入正文，惟闽本独不失其旧。今《廿四史考异》中所谓某当作某者，后得古本证之，往往良是，始服先生之精思为不可及。经学中之王（念孙、引之父子）、段（玉裁）亦庶几焉。若《元典章》之理校法，只敢用之于最显然易见之错误而已，非有确证，不敢借口理校而凭臆见也。”
由此可见，理校法就是据理推测正误。这是校勘的最高妙同时也是应当最慎重的方法。理校必须严肃谨慎，以事实为据，不能凭空臆测。因此，陈氏强调要“通识为之”，即一通文献学知识，如文字、音韵、训诂，二是通专业知识，如历史、文学、哲学、医学、天文、地理等。如中医古籍校勘，若用理校法，则需从文、医两方面进行考察，才容易发现并正确处理问题。
第四节 注释
一、注释与注释学
注释二字，在秦汉时代还是单独称谓的。“注释”二字连用，是后起的用法。当时，注释和经学、小学是三位一体而不可分割的。那时，研究经学或小学的学者也仅是为了讲解古书而去训释古籍中的古字故言，去阐发古圣贤的微言大义。至于如何训释古字故言，也就是对于注释的方法及理论系统问题，尚无自觉的有系统的论述和综合研究。或者说，那时只有注释工作的实行而没有学理的解说。
《说文.水部》：“注，灌也。”《仪礼.有司彻》注：“注，犹泻也。”这是注的本义。注书之义，是后世引申出来的。贾公彦《仪礼疏》：“注者，注义于经下，若水之注物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注之云者，引之有所适也。故释经以明其义曰注。”《说文.采部》：“释，解也。从采，采取其分别物也。”《尔雅》一书中解释古今异言和方言俗语及各种事物的名称，其十九篇均以“释诂”、“释言”、“释训”等为名。后世注书称释的很多。后来，出现了“注释”一词，《颜氏家训.书证》：“刘芳具有注释，而河北俗人多不识之。”
注释现在已成为一门学科的术语。注释就是解释语言。前人在整理古籍中常用的“传”、“笺”、“训”、“说”、“解”、“微”等，均可以看作是注释的别名。因为时地悬隔所造成的语言的隔阂必须要有注释家为之注释，然后才能知道古语某即今语某，古某字即今某字。这样，不但一语一字之音义畅晓无阻，即句读篇章之义也都了然无疑。文通字顺，前人著述之思想方能大白于世。这种工作，即叫做注释。
注释学是研究我国各个时期对文献进行注释的方法和规律的一门学科。它是以古代书面语言的注释为研究对象，以语义为研究内容的一门独立学科。其任务是分析古代书面语言的语义，总结前人注释经验，阐明注释的体例和义例、方式和方法、原则和运用，以便更好地指导注释工作以及与此有关的古籍整理、词典编纂、古文教学等。
二、学习注释学的意义
为了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历史、医学等各种学术，所依赖的只有文字记载，因此，不得不去研读古书。如果文字不明，古人的思想、学术就无从得知。没有学术的继承，学术的发展也就失去了其坚实的基础。清儒戴东原《古经解钩沈》序说：“士生千载之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时之相去殆无异地之相远，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其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素问》是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是医家必读之书，但因其文字古奥，览之不易。若要精通，则必须熟知注释之学。唐王冰注《素问》，也强调“标格亦资于诂训”，把注释之学看成是学者入门的途径。
时有古今，地隔南北。语言文字也是随着时代和地域而不断变迁的。戴震《尔雅文字考序》：“士生三古后，时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视天地之相隔千百里之远无以异，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仍留疑义，则时为之矣。”年移代革，文字的形、音、义发生了变化，这就需要通过注释才能使今人懂得其义。《尔雅·释诂》：“初、哉、首、基、肇、祖、元、落、权、与，始也。”郝疏：“此篇自始也以下，终也以上，皆古语释以今语。”《尔雅》时代的今语，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又成了古语。从地域说，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水土习俗不同，声音、语言各殊，更由于语言的转移，影响到文字的变易，而造成一字数义或异字同义的现象。为了沟通语言，也需要注释。
或者有人问，古书诚然该读，也确实难读。但大多数的古书已有了详细的注释，如，一部《素问》，有杨上善的《太素》，有王冰的注，有马元台的《发微》，有张介宾的《类经》，再加上历代论著的阐发，还不够入门的读本吗？为什么还要研究注释学？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对的。一则，正如前面所说，由于时代的变迁，隋唐医家的注释，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已经成了古语，即使明清医家之说，今日读之也未必十分了然。再则，学问是时时进步的。旧日的注释虽多，但错误也不少。如望文生训、以讹传讹、妄改古书等。正因为许多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要给他们一个评判的标准，给它们做一个近于合理的解释，就必须研究和学习注释。
三、注释的内容
古代注释的内容是很广泛的。主要包括释词、释句、注音、分析篇章、解释语法、考证名物等。其核心内容是解释词义，其他如释句、注音等也是围绕着解释词义而进行的。
１、解词
解词是对客观存在的词义进行表述。古代单音词占多数，书面上一个字通常就是一个词。词是语言中表意的最小单位。如果不懂得各个词的意义，就不能理解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就不能明白全句的意思。因此，注释的第一步就是解释词义。
（１）释实词古代注释的材料主要保存在注释专著和注释书（传注）里面。专著和传注虽然都是以解释词义为中心内容，但是，它们解释的词义各有其特点。
专著由于性质的不同，所收所释各有侧重。如《尔雅》以释经常用词的常见义为主，《说文解字》以解释文字的本义为主，《方言》以方言与方言、方言与共通语的对译为主，《释名》以追寻事物得名之所由然为主，至《广韵》有所改变，一词多义的解释逐渐多起来，反映了语言词义的发展。
传注除了解词之外，注文中还有大量的译文和串讲等。其实，译文和串讲中也释词如《诗.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郑笺：“非我心欲过子之期，子无善媒来告期时。”不仅串讲了全句大意，而且连带以“非、过、善、谋、期时”对译了正文的“匪、愆、良、媒、期”五词的意义。对译也是释词。
专著和传注虽然都以解释词义为中心内容，但是，它们解释的词义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相同的一面。相同的是分别解释的都是词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不同的是传注释义灵活具体，专著释义确定概括。
（２）释虚词一般地说，虚词不表示概念，只表示语法意义。在我国古代书面语言里虚词的数量虽然不很多，但其使用频率却很高。《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全句9字,连用“而、之、不、亦、乎”等虚词。实词易解，虚词难释。古汉语中虚词的使用，成为阅读古籍的难点之一。因此，解释虚词，自然也成为古籍注释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早在墨子时代，就有了分析虚词的内容。而毛传、郑笺把没有实在意义的词称为“辞”。《诗·都人士》：“匪伊垂之，带则有余。”郑笺：“伊，辞也。”这是传注对虚词的注释。《尔雅.释诂》：“粤、于、爰，曰也。爰、粤，语也。”这是专著的注释。传注与专著的注释比较起来，专著往往一词释一义，传注往往一词多释。专著强调本义或原始意义，而传注则随文释义，不论本义、引申义、假借义。
２、解句
句子是语言中的基本单位。一个句子的构成，是通过的规律地运用实词和虚词，按一定的词序把它们排列起来，达到表达完整思想感情的效果。解句一般是针对一个句子，但也可针对一群句子，大致可有翻译、串讲、说明原因、点明含义等几种情况。
（１）翻译翻译有直译和意译之别。译文的词义与句法同正文对应，是为直译；不对应，但将原文大意完全译出的，称为意译。
（２）串讲串讲就是把句意连贯起来，作概括地讲述。汉代学者注释古书，往往在解释词义之外，再串讲一下全句大意或全章的大意。古人把这种方法称为章句。如《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传：“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专贞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在医学文献中，这种释义方法也是很多见的，运用这种方法，将句子旨意作出简括说明，有助于对原文作进一步的理解。如：《太素.顺养》：“春三月，此谓发陈。”注：“陈，旧也。言春三月，草木旧根旧子皆生发也。”
（３）说明原因这种释义方法，是不直接解释句义，而是说解正文情况的原因。如《太素.阴阳杂说》：“冬喜病痹厥。”注：“伤湿，冬病故为痹厥”。
（４）点明含义不解释句子表面的意义，只是指明句子内容的实质。如《诗.小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郑笺：“衰乱之世，贤人君子，虽无罪犹恐惧。”即将其言外之意点出，可以帮助读者深入理解。
３、注音
声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书面语言也是如此。人们要读书识字，必须要明白字音。给难字、僻字注音，就成为注释的任务之一。
从古代的注音到现代科学的拼音方案注音，其中经历了一个由粗略到精密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反切产生前的注音方法（包括譬况、读若、直音）和反切注音法。
（１）譬况这是对发音方法简单描写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读音，在作者所处的时代，读者大概能够据此知道被注字的读音，但时至今日，则很难据此准确地发出当时的读音来。因此，以后又产生了读若法。
（２）读若也带有譬况的性质。东汉经学家作注多用此术语。“读若”又称“读如”，这种方法是以某字为标准，指示人们照这个字的音去读，即可知其读音。如《诗.大叔于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郑笺：“忌，读如彼己之子之己。”读若比大致描绘出一个发音方法要具体些，但也不能告诉读者确切的读音。因为作标准的那个字的读音，后人往往也不能准确地读出当时的音来，若再是个生僻字，注了还是等于没注。
（３）直音这是一种以同音字来注音的方法。这种方法非常简便，今天仍在应用。如《太素·顺养》：“肠中寒则肠飧泄。”注：“飧，音孙。”直音法比譬况、读若法进了一步，但也有缺点，若注音字无常用字可选用，而用生僻字注音，则其注音也不过是虚设而已。
（４）反切注音反切是古代的一种拼音方法。古人称“反”或“切”。这种方法是上字取其声母，下字取其韵母（包括四声），声母和韵母拼合，从而得出被切字的注音。如《广韵》：“东，德红切。”这是一种较炙进步的注音方法，已经建立了语音分析的观念，注出的音也较譬况、读若、直音法准确，但也存在缺点。
４、分析篇章
注释中对篇章的解释，或说明取名的理由，或概括介绍文章的思想内容或故事情节。这类似于一篇文章的导读。古代注释家非常重视这种对于某一篇章的导读工作。由于有了这种工作，读者可以省去好多琢磨体察的功夫，即题就能明白文章的大意，抓住主要内容线索，提纲挈领，进行阅读。如《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素问直解》：“上古者黄帝之时追溯混沌初开，鸿蒙始辟也。天真者，天性自然之真，毫无人欲之杂也。帝欲寿天下之民，故言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
５、解释语法
古代注释对分析语法比较粗疏、零散，传注中在解释词义外，有关虚词和语序的说明及解释还是常见的。
６、考证名物
名物的注释，与中医学关系很大，从词义学的观点来看，名物讲的是一些专名的词义，这相当于后来的专门术语。
一切科学文化都包含在语言之中，名物既然是一种相当于术语的专名，就应当有命名的由来。因为一切术语，都是根据了人类对于这种事物的观察认识，借助于已有的全民语言的生活用语而发展出来的。但是，由于事物的本身是发展和进化的，也由于语言形式和文字形式的变化，名称对于人类来说，逐渐只成为一种语音和字形的标志，相当于一种符号，命名的来源不大为人所知了。越是专名，越难考察。但难考察并不是不能考察，可以想象，古人在给一个专名定名时，完全没有意图、没有根据，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定名有偶然性，名与实绝非必然地切合，但人们与对这一事物的观察认识有联系，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有源可寻。较有代表性的是东汉刘熙的《释名》。如《释名.释形体》：“脾，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气主化谷也。”《太素.本输》：“所出为井。”注：“井者，古者以泉源出水处为井也，掘地得水之后，仍以本为名，故曰井也。人之血气出于四肢，故脉出处以为井也。”
可以看出，用这种方法，探求医学术语命名的来源，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并研究古人的科学思想。
注释工作涉及的范围很广，其内容也不限于上述几类，其他尚有校勘、释典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