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古代文献的散亡与整理
第一节 古代文献的聚散
前人关于文献散亡的论述很多，最有代表性的，当推隋朝牛弘的“五厄”说和明朝胡应麟的“十厄”说。
一、牛弘的“五厄”说与隋以前文献的散亡
牛弘，隋人。史称其“笃好坟籍，学优而仕，有淡雅之风，怀旷远之度，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官至散骑常侍秘书监。《隋书》卷四十九“牛弘传”谓：牛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其上表之中历数中国典籍文献的几次大的劫难。
1．秦始皇焚书
这次“焚书坑儒”,其根本宗旨,是李斯所说的“别黑白而定一尊”，在李斯，是欲图确立法家的正统地位，在秦始皇则是其王朝思想的体现。他们的宗旨是：凡是对秦王朝以及对其所奉行的正统思想不利的书籍统统在禁毁之列。这种禁书宗旨，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中国禁书史的一大主潮。秦之焚书坑儒，开了中国古代禁书的恶劣先例，并且也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中国封建专制文化的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秦之焚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书运动，其对文献的破坏，自不待言了。因此，牛弘将秦朝焚书列为书籍文献的“五厄”之首。历史学家范文澜说：“这个焚书坑儒的野蛮行为，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极端尖锐。……但是，焚书坑儒，丝毫也不能消灭学派上的分歧，而且还促成了秦朝的灭亡。”这个教训，对于封建统治阶级而言，也是十分深刻的。终至元明，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再也没有发生过可与秦始皇相比的大规模禁书。
2．汉兴之聚书与王莽之乱
秦始皇焚书之后，迄汉之兴，又渐致力于收罗遗书，其最著者，是汉武帝。班固曰：“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之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序》）当时聚书之多，据刘歆《七略》所说：“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史博士之藏，内则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是当时中央聚集整理文献的大概情况。除中央以外，各地对文献典籍的收集，也是相当可观的。据《汉书》记载：“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秦旧书，多奉以进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辨；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从这些藩王对书籍的聚集，亦可见当时求书聚书风气之盛。这二百余年对书籍的收集整理，至西汉末年，经王莽之乱和赤眉起义之后，又告散亡。
《汉书.王莽传》载，更始元年（公元23年）王莽兵败而死，讨伐王莽的军队进入长安，仅仅“未央宫被焚而已，其余宫馆，一无所损。”更始二年，刘玄入长安。次年夏，赤眉军入关，更始投降，“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行人，宗庙园陵，皆发掘”。（《汉书.刘玄传》）经过这一场动乱的浩劫，汉室所藏的文献典籍，荡然无存。故范晔《后汉书》中谓：“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马端临《经籍考》也说：“王莽之乱，焚烧无遗。”都说明西汉末年的动乱，实是中国文献的一次大劫难。
3．东汉之聚书与东汉末年典籍的散亡
东汉开国之时，即忙于征书。《后汉书.儒林列传叙》称：“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又谓：“光武迁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辆。”其后诸帝，无不以右文为点缀，因而对典籍的征集颇为重视。自此，中秘所藏之书，又趋于盛。然至东汉末年，兵燹四起，厄及典籍。《后汉书.儒林列传叙》还说，自从光武聚书以后，及汉之盛，书增三倍。按这一说法推算，当为六千辆。然“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竟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布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董卓移都，是东汉末年典籍的第一次大散亡。其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又经李淮．郭汜大交兵，不但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即使“符策典籍，略无所遗”。至此，东汉诸帝百余年之所收藏，班固等之所校定，多达六千余辆的典籍秘藏，又复归于荡然。这就是牛弘所谓“五厄”之第三厄。
4．西晋秘书阁藏书与“八王之乱”
5．候景之乱
牛弘所谓书之四厄，即在所谓“五胡乱华”时期到西晋沦亡这一阶段。
以上所述,即是隋以前中国文献聚散的大概状况。
就医药书籍而言，秦始皇焚书时，明令医书在保护之列。但在兵燹战乱中，对医书的破坏，也在所难免。《汉书.艺文志》的“方技略”中，载有“医经”七家216卷,“经方”11家274卷,说明在战国时代已有相当多的医书,但到了两汉时期,这些书大多也已经无存。东汉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讲到其撰述《伤寒杂病论》的经过时说:“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不要说这些当时的参考书后世不能得见，即使《伤寒论》本身，在东汉末年成书之后，不久也几近散亡。赖东晋王叔和整理编次，才得以保存下来。金人代医家成无己说：“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明.王安道也说：“叔和搜集仲景旧论之散落者以成书，功莫大矣。”
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医药方书非常盛行，《隋书.经籍志》记载有《李当之药方》、陈延之《小品方》、《范汪方》、《阮河南方》、《秦承祖方》、《僧深药方》、《徐王（之才）方》、褚澄《杂药方》及徐叔向《疗脚弱方》、谢南郡《疗消渴众方》等专病方；另有宋武帝《杂戎狄方》、《摩诃出胡国方》、《龙树菩萨药方》等外来药方。但这些医书现在均已失传，只能从一些文献中探得一鳞半爪而已。
二、胡应麟的“十厄”说与明以前典籍的聚散
1．隋朝藏书盛于开皇，不久毁于杨广之手。
2．唐朝藏书盛于开元，不久毁于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755年）。
3．唐代后期之聚书与唐末战乱
4．宋朝图书，一盛于庆历（1041－1045年），再盛于宣和（1119－1125年），而遭女真“靖康之灾”（1126年）
5．南宋图书，一盛于淳熙（1174－1189年），再盛于嘉定（1208－1224年），而遭蒙古骑兵“绍定之祸”（1228年）。
三、明代文献之聚散
1．甲申之乱与内府藏书的散亡
2．甲申之乱与私人藏书的散亡
四、清代文献之聚散
1．清初的文字狱对文献的破坏
文字狱,即因为己著的文字或者因为保留了他人的文字，因文而触祸，因文而罹罪,本人并没有相应的可以治罪的行为。虽然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并非自清朝始，但清朝文字狱之酷烈，却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
2．撰修《四库全书》时对图书文献的禁毁
3．太平天国战争中文献典籍的散亡
4．清末外患与中国文献典籍的散亡
5．清末敦煌卷子的散亡
五、中华民国年间文献的散亡
六、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献典籍的破坏
第二节 历代文献典籍散亡的原因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文献历经散失，情况十分严重。究其散亡的原因，大致有政治、兵燹、人事、其他原因。
一、政治原因导致文献的散亡
统治阶级的暴力禁毁,是典籍文献散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统治者为了消灭异端,往往是从思想文化开刀，焚毁和销禁文献典籍。
二、兵燹原因导致文献的散亡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出现达无数次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直接销毁了难以数计的典籍文献。
三、人事原因导致文献的散亡
除了政治、兵燹原因之外，由于保管不善，水、火、虫蛀等人事原因而使典籍亡散残失的，也不在少数。
四、其他原因
张舜徽先生认为，文献典籍散亡的原因，不能尽诿于兵燹与灾害。更应注意以下原因。
一是重德轻艺的思想，笼罩了整个封建社会。
二是在古代所有的书籍，全靠手抄流传。
三是封建士大夫重视文词，鄙弃朴学，
四是事物不断向前发展，某些书籍为时代所局限，后人据原有材料加以重修，原书遂因新修书的盛行而废。
五是由于著书人因为犯罪或伏法，“因人而废言”，其著述也由疏远而遗弃，终归于散亡。
六是由于在封建社会里，书籍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深闭固拒，不肯借人阅览，看成奇货和古董。尤其是海内孤本，藏家往往讳莫如深。这也给书籍的流传带来了灾难。如此种种，都是历代文献散亡的原因。
第三节 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与著名的中国文献学家
一、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
本节主要对我国历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作一简要的叙述，关于中国医药学文献的历代整理状况，在第五章中专门进行详细论述。
1．钞写
在雕板印刷术还没有出现的时代，如果想读书、藏书，钞写是不可避免的工作。《南齐书》中曾记载了五世纪末沈麟*士以八十高龄钞书数千卷的行事：“遭火烧书数千卷。麟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以火故钞写，灯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
钞书是古代保存文献的主要手段之一。不仅知识分子个人钞写，更有有组织的集体钞写。如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的修纂，都伴随着十分繁重的钞书工作。
古代钞书，不仅是死抄，还有通过活抄而成其学问者。例如，袁枢因为读《资治通鉴》，感到这种账簿式的记录，不容易找到每一历史事件的原因和结果，于是，发愤将二百八十四卷的大书，依事为起讫，把它们分成二百三十九事，重新抄录一通，名曰《通鉴纪事本末》。最初，袁氏抄书的动机，不过是为着自己读书检书的方便，而当抄书工作完成之后，居然成为一部创造性的伟大著作。这种以事为经的纪事本末体，使史学界在“编年”、“纪传”两种体裁之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体裁，对后世颇有影响。
在中医学界，也有许多学者的著作，是以抄书的形式而成的。如元代医家滑寿（1304－1386），《读素问钞》一书。
2．注解
时代越早的文献，其文字越是简少，这是古代文献的一条通例。加上古代文字的形体、音读和含义，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而其中所杂的远古的方言，更不是后人所易于理解的。后人对前人的典籍著述，在阅读理解方面就发生了不少困难，或是不解文意，或是不懂字句，或是不明声训。因此，注解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清代学者《东塾读书记》中说：“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
注释也是中医学家研究和发展中医学术的一条重要途径。在有关《伤寒论》研究的文献中，以“注”和“集注”名书者最多。《伤寒论集注》见诸现有文献著录者达9种，《伤寒论注》则有12种之多，另有《伤寒集注》为书名者4种。《伤寒论》作为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备的医学专著，被尊为“医经”。后世为之作注、作疏，进而“集解”、“集注”，自是承袭了经学家一脉相承的传统。启《伤寒论》注解之先的是金代成无己。他对《伤寒论》的研究，“引《内经》旁涉众说，方解之辨，莫不允当，实前贤所未言，后学所未识”（严器之序）。能使“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晚明张遂辰私淑成氏，称他“引经析义，尤称详洽，虽抵牾附会，间或时有，然诸家莫能胜之。初学不能舍此而索途也。”
儒家注经，约分两派，一则以郑玄为代表，是为“汉学”，一则以朱熹为代表，是为“宋学”。清李兆洛《养一斋文集》：“治经之途有二，一曰专家，确守一师之法，尺寸不敢违越，唐以前诸儒类然；一曰心得，通之以理，空所依傍，惟求乎己之所安，唐以后诸儒类然。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专家是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谓得之’，心得是也。”在《伤寒论》诸注家中，也可以看到这两种不同的注经倾向。成氏首注，以经解经，大体可以归入专家一流，其后继者如张遂辰对《伤寒论》“半依旧本，不敢去取”，重申成氏之意，但也兼采庞安常、朱肱、许叔微、张元素朱震亨诸家之说，渐改汉儒注经之风；迄清末民初诸家，更犹如宋儒注经，不屑墨守成规，拘于一家之言，而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不惜推翻前人的旧说，别创新解。但大部分《伤寒论》注家，仍是兼容并蓄，注释与发挥并存。
以“集注”名书者，著述体例大致相同，但所选注家的不同，则体现了集注者不同的学术倾向，不同时期的集注往往又代表了不同时代的研究进展。如，张志聪《伤寒论集注》集张氏本人及其弟子高士宗等人的学术观点，集张氏学术系统之大成，；而黄竹斋《伤寒论集注》因其生当民国，所见益广，其书汇成氏以下数十家，兼采日本汉方医家的注释，甚至中西汇通学派的某些论点，又带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3．考证
（1）金石之学与古文献的考证
（2）甲骨卜辞与古文献考证
第四节 著名文献学家及其主要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原没有文献学家这一称谓。而一般所说的校雠学家，也就是今天的文献学家。因为所谓“校雠”，本不限于勘对文字异同，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也各自都有卓著的贡献。
一、刘向、刘歆与汉代的文献研究和整理
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鉴于春秋战国以来，百家竞兴，图书有增无已，而由于战乱兵燹，又散亡十分严重的状况，国家开始组织人力，大规模地校理天下群书。汉代流行于社会、保存于朝廷的图书，可以说是一大堆丛杂、散乱、编次不同、没有篇题、错字很多的传抄本，必须下很大的力气进行整理。《汉书.艺文志》中说：“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刘向在每一部书校完之后，“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写成叙录一篇，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这是后世目录解题的开端。
《别录》早已亡佚，《七略》也在唐末五代时期亡佚。幸而班固在修《汉书.艺文志》的时候，其门类条例，完全以《七略》为基础，因而，从《汉志》中尚可略知其大概。历代史志，多沿袭这一体例，对后来的学术界，影响极其深远。《七略》是我国第一部有提要的系统目录，总结并采用了我国古代图书目录工作的一切优良方法和经验，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全部藏书和学术流派、科学文化水平，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社会的各种书目及其图书分类方法，虽然不尽相同，但编辑书目的原则、体例和方法，都是在《七略》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二、郑玄在整理文献方面的成就
郑玄（公元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省高密县）人，是东汉经学家马融的弟子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世称“后郑”，以别于早于他的经学家郑兴、郑众父子。《后汉书》有传。他曾入太学学习今文《易》和公羊学，后又从东郡张恭祖学《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最后受业于马融，学古文经。经学的今、古文之争，从西汉一直到东汉，其间有二百多年的时间。同一部经，各家有各家的本子，有各家的注释。这样既不利于学习，又阻碍了学术发展。到东汉后期，从当时的趋势出发，要求一部不分今古文的有权威的定本。郑玄博通古文、今文、谶纬之学，并且遍注群经。他采取今文经学的长处，包括谶纬，融入所注的古文经中，在校勘、训诂诸经时，能兼采今古文而折衷求是。他注的书，有《周易》、《尚书》、《毛诗》、《仪礼》、《周礼》、《礼记》、《论语》、《孝经》等，并曾注释过纬书和秦汉的律书。今天保存完整的有《毛诗笺》、《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后汉书》称：“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又称：“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由此可见他的影响之大。由于郑玄的学问渊博，经术湛深，学术界因称其学为“郑学”，与研究《说文》的“许学”并重于世。一般的学术研究者，多将郑玄看成是一位经学大师，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张舜徽先生概括郑玄在校雠过程中做得最为精密的工作为：一、备致多本，择善而从；二、注明错简，毫无固拘；三、考辨遗编，审证真伪；四、叙次篇目，重新写定；五、条理礼书，普加注说；六、辨章六艺，阐明体用。
郑玄在整理古代文献的工作上所取得的成绩，是多方面的。他在学术领域中作出的贡献，与刘向相近。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替群经作注解的功夫比较多，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三、陆德铭与《经典释文》
陆德铭（约公元550~630年），名元朗，以字行。苏州吴（今江苏省吴县）人，历陈、隋、唐三朝。隋炀帝时，官秘书学士，迁国子助教。入唐，任国子博士。唐太宗做太子的时候，选拔当时著名的学者18人，称为“十八学士”，他就是其中之一，可见他当时的学术地位之高。据史书记载，陆德铭曾受教于陈代的大儒周宏正（496~574年），后来又随周宏正的学生张讥就学。他善言玄理，尤精经学和小学。在广搜汉、魏、六朝音切，兼采诸儒训诂，考证各本异同的基础上，写成《经典释文》30卷。《经典释文.序录》说：“粤以癸卯之岁，承乏上庠。循省旧音，苦其太简。况微言久绝，大义愈乖。攻乎异端，竞生穿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职司其忧，宁可视成而已。遂因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辄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合为三帙三十卷，号曰《经典释文》。”
《经典释文》释义以引旧注和古书为主。由于它保存唐以前有关儒道两家经典的音注，尤其是收录了不少已经亡佚的古书，从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音韵和训诂等资料，历来为学界所珍爱，常据以对先秦古籍进行考证和校勘。张舜徽总结陆氏《经典释文》的义例有四个方面，即：一、经注兼明，摘字为音。据《经典释文.序录.条例》所说：“先儒旧音，多不音注。然注既释经，经由注显。若读注不晓，则经义难明。混而音之，寻讨未易。今以墨书经本，朱字辨注，用相分别，使较然可求。旧音皆录经文全句，徒烦翰墨。今则各标篇章于上，摘字为音，虑有相乱，方复具录。”说明他所搜集的各家音义，是既用以释经，也用以释注的。二、博征异说，存之音内。即搜集旧音，兼收并蓄，以留待后人稽考，从而保存了丰富的古代音韵资料。三、依时先后，序次群经。即以著述先后来序次群经，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四、考镜源流，各为叙论。陆氏上承刘歆《七略》、班固《汉志》的体例，对所收14种书，有条不紊地加以介绍，使经传起源、传授本末、注家姓名、音义述造，一一详叙，有裨后学。所以，陆氏可称是继郑玄之后，在整理古代文献方面卓有成就的大家。
四、郑樵与《通志》
郑樵（1104－1162年），字渔仲，号夹祭*山人，又号西溪逸民。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从有志读书的时候起就无意于科举、进仕，居于夹祭*山下，刻苦力学30年，出门访求书籍10年。公元1119年, 郑樵方才15岁的时候，“寒月一窗，残灯一席”，与其堂兄郑厚共读于草堂。一直到1127年,金兵侵入汴京，把宋朝的皇帝掳走，宋政府被迫渡江，他们兄弟二人为爱国主义思想所激动，想“掳生灵之愤，刷祖宗之辱”，以死报国。但腐朽的宋政府有谁会听他们的话呢！从此，郑樵不能不更向博通学方向去发展，立志做一个不在刘向、杨雄以下的博通百家的学者。他毕生从事学术研究，无书不读，到处搜奇访古，向藏书家借读一切书籍，加之其人博闻强记，终于成为12世纪中最渊博的学者。
《通志》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在郑樵《通志》的“二十略”中，凡是他做过切实研究和他在“上皇帝书”中所说的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讨论（目录、校雠）、图谱、亡书等有关的略，都别开生面地概括出了其中的类例，扼要地阐述了其中的史事，对后世的影响颇大。他在校雠学上的贡献，集中发表于“校雠略”里。举凡设官专守、搜集图书、辨别真伪、确定类例、详究编次、设法流传等问题，都包括在内。
郑樵在目录学理论方面有其特殊的见解。即：书籍分类要细密，要能够表现各类专门之学，要能够从各类书目中，看出各类专门之学的源流；详细的分类书目，具有表示各类专门之学兴起、发展的始末、源流作用，各类专门书籍，一定要应有尽有，按照时代先后著录，不但要著录现存书目，而且要记录一切亡佚之书；书籍应仔细研究内容，划分大类，凡同类之书，都应该集合在一起，而且就这一类中，还要详细划分小类，不可笼统，过去不合理的分类方法，必须打破，重行创造；书籍分类，以书的内容性质为主，不是以书的作者为主；编目分类都要做到细密，各书归类安排要确当；特别重视图画、表谱的作用；特别重视金石彝铭碑版的考古价值和艺术价值。
五、章学诚与《校雠通义》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旋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后入湖广总督毕沅的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工作。他一生的精力，大部分用于讲学、著述和修撰方志。他的著作很多，而以《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为其代表作，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主要内容。
《校雠通义》是继宋.郑樵之《校雠略》之后的又一本校雠理论专著，该书所论也是广义的校雠。全书主要阐述刘氏《七略》之旨，并对编目、提要、校勘等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他极力推崇刘向、刘歆父子，所以有《宗刘篇》之作。至于有关校理书籍的方面，张舜徽《中国文献学》概括《校雠通义》中着重谈的几个问题是：一、互著：一书有两用的，可以兼收并载，不以重复为嫌，既可以录入甲类，也可以录入乙类。二、别裁：一篇可单行的，可以裁出别立门类。三、辨嫌名：遇着一书有几个名称，一人有几个字号的情况，必详细注明于其下。四、采辑补缀：搜录已经亡佚了的书籍。五、书掌于官：平日责成地方官吏考求是正，著为录籍，以防散失。六、广储副本：以备雠正一书，勘改讹谬。七、有所更定，必载原文。八、著录残逸，以补阙漏。这些问题过去很少有人谈到，或谈的较略。章氏着重提出，其功不可没。
王重民氏《校雠通义通解》对章学诚的目录学系统思想，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1．对于图书资料、学术研究与目录的关系，认为章氏在与当时的考据学、理学的斗争中，逐渐认识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学说，从而打破了封建经典的偶象，也提高了图书资料的价值，而给予图书资料在学术思想研究中以正确的地位。
2．目录学的系统思想。
3．图书分类著录的辅助法－－互著与别裁。
六、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纪昀（1724~1805年）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字晓岚，一字春帆，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谥文达。乾隆中，设馆修《四库全书》，他任《四库全书》总纂官，纂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能诗及骈文，有《纪文达公遗集》，并撰有《阅微草堂笔记》等。
张舜徽先生认为，纪昀校理群书，写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投下了很大精力，苦心考虑了一番的。在整理文献的工作上，贡献巨大。特别是在提倡实事求是、讲求朴学的精神，激励了当时的士大夫。恰值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狱之后，学者们相率不敢研究近代史，又不敢谈论时政，为了全身远祸，只得将必思才力集中到穷经考古方面。乾嘉学派的兴起，各种专门学术研究取得成就，各纪氏倡导之力是分不开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书刊行之后，获得当时学者的一致推崇。
七、张元济与中国近代文献
八、罗振玉与甲骨文献
第五节 历代著名藏书家与古文献的典藏
1．图书事业的兴起和南宋以前的藏书家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典籍之多，举世第一，这其中也有藏书家们的一份功劳。在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少的藏书家。《庄子》所谓“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说明早在周代，我国就有了私人藏书家。到了汉代，由于纸的发明，藏书的人多了起来。中国图书事业的兴起，汉朝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汉朝国家统一，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政府曾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搜集与整理古典文献的工作，国家藏书日益丰富。虽然在两汉之际的战乱中，文献散亡严重，但由于各代不断购求，图书事业还是在此时兴起并有所发展。众所周知的汉代著名学者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等都是当时主管文献典籍事业的重要人物。与此同时，私人藏书也开始发展。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行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他不惜重金，收买古籍，许多有祖先旧书古籍的，也多以奉奏献王，因而其藏书几乎可与朝廷的藏书相比美。
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分裂，战乱不断国家藏书多毁于兵燹之中。如前述永嘉之乱之后，国家藏书衰落，文献典籍正是有赖于私人收藏，才得以保存和流传。如晋代著名的博物学家张华卒日，家无余资，惟文史充栋。他在迁居的时候，仅书籍就装了30车。南朝梁时人任fang也是一个文献收藏家，藏书多至万卷，与沈约、王僧儒为当时三大藏书家。最早的藏书目即任氏的藏书目。他死后，梁武帝曾派沈约等来勘其书目，将国家藏书所无的图书取走。由此可见其藏书之富。
隋唐统一，国家采取各种办法搜访典籍异本，并制定奖励办法。使全社会对于典籍的重视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唐代私人藏书数量十分可观，质量也讲究。如韦述曾任史官20年，藏书达20000卷，黄墨精谨，胜于国家图书，古草隶贴秘画、古器图谱多所具备。安史之乱时，韦述独抱国史藏于南山。
宋代典藏图书，主要有国家、书院、私人三个系统。宋代的私人藏书，不仅名家辈出，而且个人藏书量多达数万卷以上。周密《齐东野语》中，举述宋代大藏书家达28家之多。如北宋藏书家王钦臣字仲至，性嗜古书，深得欧阳修的器重。他藏书数万卷，皆手自校雠，世称善本。徐度《却扫编》谓：“予所见藏书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万三千卷；而类书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广记》之类，皆不在其间。”晁公武是南宋时期著名的藏书家。晁公武字子止，宋清丰（今山东巨野）人。时人称德昭先生。其家为书香门第，多有藏书。他于绍兴中进士及第。后居官四川，为四川转运使井度的属员。时巴蜀独不被兵，多有异书，故井度的藏书甚丰。在罢官之后，井度将藏书赠予晁氏谓：“度老且死，有平生所藏书，甚秘惜之。顾子孙稚弱，不自树立，若其心爱名，则为贵者所有，若其心好利，则为富者所有，恐不能保也。今举以付子，他日其间有好学者而后归焉，不然，则子自取之。”书共50箧,合其家旧藏共24500多卷,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全部加以校勘，每完成一种，即写出读书心得，并附入遗闻逸事，成《郡斋读书志》4卷,又《后志》2卷。此书为我国第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藏书目录，与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并称。再如陈振孙，南宋安吉（今浙江安吉）人，字伯玉，号直斋，曾为鄞县学，绍兴教官，端平三年以朝散大夫知召州，除浙江提举，嘉熙元年改知嘉兴府，淳于四年除国子司业，九年以某部侍郎除宝章阁待制致仕，赠光禄大夫。因为其任职多在浙江，许多藏书家的藏书为其传录，如当时有名的郑氏、方氏、林氏、吴氏诸家旧书，因而收藏日多，旧书达51180余卷。他仿晁氏《读书志》作《直斋书录解题》22卷,是宋代重要的目录学著作之一。
2．明代的著名藏书家
明代藏书事业的特点，在于私家藏书的兴盛。明末姜绍书在《韵石斋笔谈》中有“名贤著述”条记明代藏书家之多云：“明代藏书之家，亦时聚时散，不能悉考。就其著述之富者，可以类推。”当时他所列的藏书家有宋濂，刘基，杨士奇，李东阳，王鏊，吴宽，史鉴，陆文裕，程敏树，邱睿*,邵文庄宝，杨一清，林俊，王守仁，杨升庵，李梦阳，顾东桥,文徵明，杨循吉，郑晓，王世贞，唐顺之，薛方山，李攀龙，冯北海琦，黄洪宪，胡应麟，何良俊，茅坤，焦闳*，顾起元，袁宏道，王肯堂，汤显祖，李贽，董其昌，何三畏，陈继儒，冯时可，朱国桢，李日华，谢在杭等50余家,并说:“以上诸公,皆当世名儒,翱翔艺苑,含英咀华,尚论千古,其所收典籍,纵未必有张茂先之三十乘,金楼子之八万卷,然学海词源,博综有自,亦可见其插架之多矣。”从明代的私人书目，也可以窥见当时私人藏书之盛。明代比较著名的私人书目有：《宝文堂书目》、《万卷堂书目》、《百川书志》、《红雨楼家藏书目》、《脉望馆书目》等。
明代藏书家中最有名的是范氏天一阁和毛氏汲古阁。天一阁主人范钦，明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字尧卿，又字安卿，号东明，明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累官兵部右侍郎。嘉靖四十年（1561）宦归，携书万卷定居宁波原籍。范氏一生专于购求典籍，嗜好抄藏，所到之处，无不留心征购，并抄实录、邸报、方志、登科录、诗文集以及各种石刻碑版拓片等。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间，特建天一阁藏书楼（初名东明草堂）以收藏其典籍，到范氏83岁去世时为止,由于不断访求,藏书达7万卷。步外,还校刊《范氏奇书》丛书20余种。然而，到清光绪年间，钱恂为之编写书目时，其书仅余五分之一。至解放前只有13000多卷了。（参“历代典籍的散亡”）
汲古阁主人毛晋，明代虞山（今江苏常熟）人，初名凤苞，字子九，号潜在，晚年更名晋，字子晋。他生当明万历、崇祯年间，社会风行刻书，南京的三山街书铺林立，苏州、杭州、徽州、杨州、湖州等地书铺普遍发展。毛氏少为诸生，喜读书，年三十左右开始收藏、刻印、经营古书事业。他创办汲古阁，独树一帜，不惜高价，专一购求宋元刊行的珍本书。因此，湖州书舶云集于门，邑中为之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与毛氏。”他先后购置的珍本书达8万4千册，于宋元刊本之精者，以宋本、元本椭圆式别之，又以甲字印钤其首，建汲古阁、目耕楼以藏之。毛氏汲古阁出版的书籍，大多用宋版书为底本，并于书后跋语中介绍作者身世、版本流传及其优劣，“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毛氏传刻古书流布天下，在明季以博雅好事名于一时。汲古阁校刻《十七史》、《十三经》，从崇祯元年（1628）开始，毛晋每年校订经史各一部，十三年如一日，至1640年已刻完《十三经》，但由于灾荒，只好变卖田产三百亩，继续刻印《十七史》，虽经明末的社会动乱，也一直坚持到刻完。毛氏三十余年致力于文献流通事业，“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到晚年，“头颅如雪，目睛如雾”，仍努力不止。有许多宋版书，正是因为毛氏的翻刻，才得以流传到今日。
3．清代的著名藏书家
清代是藏书大家辈出的时期。清代“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源，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绍*、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日最所深悉，是谓鉴赏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
在清代众多的藏书家中，最有名的私人藏书家有四：瞿绍基（1772~1836）,字厚培,一字荫棠，江苏常熟人,藏书室名铁琴铜剑楼;杨以增（1787~1856）字益之,一字至堂，山东聊城人,藏书室名海源阁;陆心源（1834~1894）字刚父,一字刚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浙江归安人,藏书室名宋楼;丁丙（1832~1899）字嘉渔,浙江钱塘人,藏书室名八千卷楼。他们四家共藏书66万卷,占全国总藏书量的28%,不可谓不多。
铁琴铜剑楼的发展和形成，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清末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用诗的形式，简述了它的形成过程：“吾识虞东隐君子，晁陈绝学守丛残，高斋鸡黍犹前日，怅绝牙弦不复弹。”瞿绍基没有做过大官，他曾以明经选授广文，一试职即归隐。读书乐道，广购四部，旁搜金石，多收藏宋元善本，隐居于风景秀丽的常熟南塘。他在这里建立了恬裕斋书室，历十年时间，藏书达10万卷。他死后，儿子瞿镛象其父一样爱书，极力收买古籍，藏书日益丰富。因其家珍藏有铁琴铜剑，他自己也爱琴剑，便把恬裕斋改名为铁琴铜剑楼。后来，瞿镛的两个儿子也和他们的祖父、父亲一样，酷爱书籍。瞿家的藏书比皇宫的官方藏书还要多，乾隆几次巡视江南，都到瞿家看书。光绪喜欢古籍，多次派人到瞿家借书。光绪十分想要得到其家中所藏大内所无之书，以封三品京堂，发给帑币30万两为条件交换,瞿氏以先朝颁有诏书,不便出卖为由，竟不奉诏。可谓爱书如命。
海源阁的藏书既珍贵，也丰富。叶昌炽赞它：“四经四史同一斋，望洋向若叹无涯，稽天始有逢原乐，此事难教语井蛙。”杨以增为道光壬午进士，以知县发贵州。后官至漕运总督等。他十分爱书，广为搜集古籍，在战乱中收买了藏书家汪士钟艺云书舍的藏书。汪氏的藏书中有黄丕烈百宋一廛的藏书，因而，海源阁的书兼有南北特点。杨氏认为书如海，二千年来的古籍如源，故将藏书室取名为海源阁。经过祖孙三代的经营，藏书共约2336部,208300卷。杨以增死后，儿子杨绍和又广为收买古籍，特别是在北京做官时，收习了乐善堂的全部藏书。乐善堂多是难得的珍本，从而使海源阁的藏书更为丰富。杨绍和之子杨保彝也喜藏书，不仅整理了藏书，还编了海源阁藏书目录。藏书中，仅宋元版书就有464部,11300卷,可见其价值之高。
陆心源官至福建盐运使，他经营宋楼，花了数十年的时间。藏书约15万卷,其中宋版书甚多.黄丕烈藏宋版书多,室名百宋一廛,陆心源表示自己收藏的宋版书比黄氏所藏要多得多，故取名“皕宋”以夸其富。陆氏爱书如命，有好书不惜倾囊相购。从广东卸职回家时，光书就有100多箱。陆家的藏书和天一阁相比，数量比天一阁多两倍，珍贵品种也比它多。天一阁只有宋版书十几种，元版书100多种,陆家号称有宋版书200多种,元版书400多种，实核原目所载，不过百十部，元本百五十五部，约4000册。有的是分析一书为数种,以充200种。陆氏藏书处除“ 宋楼”藏宋元刻本及名人手抄本外，还有“守先阁”收藏明清刻本，“十万卷楼”收藏普通书籍。陆氏之子陆树藩不很爱书，致使损坏严重，后来家道中落，他把全部书籍卖给了日本人，使许多珍贵图书流落海外。
丁氏的八千卷楼，藏书约20万卷.丁丙的祖父丁国典想到他北宋时的先祖有书八千卷,为继承祖志,将自己的藏书楼题名为八千卷楼。丁丙的父亲丁英，也喜欢藏书，用重金买了几万卷书。丁丙和他的哥哥丁申，更是酷爱藏书，有“双丁”之称。他们“节衣缩食，朝蓄夕求，远自京师，近逾吴越，外及海外，或购或抄，随得随校，积二十年，聚八万卷。”丁丙兄弟除保留了祖父的八千卷楼，还修了小八千卷楼、后八千卷楼，总名“嘉惠堂”。八千卷楼主要收藏《四库全书总目》上已著录的书，共约3500多部;小八千卷楼专藏善本,共约2000多种,内有宋元版本200多件；后八千卷楼藏8000多种,是《四库全书》没有收入的书。共约20万卷。丁氏除了藏书之外，最大的功劳是保护了文渊阁的《四库全书》。太平军进攻杭州时，丁氏兄弟在城外一外个小镇买东西吃，见包食物的是四库全书的书页，便不畏形势险恶，冒险到文渊阁收拾残余，将存书捆成两尺高的一束，共800束,偷偷运至上海,请人修补,战后,又运回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