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医文献的载体
当我们的祖先没有发明记载思想、语言的工具——文字之前，一切生产、生活的事实，都靠口耳相传的材料。《说文解字》：“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十口相传为古，也就是说，世代相传的史实，都是从很早的祖先口里说出来的。故而，在远古时期，传说成了人们接受知识的主要方法。尽管这种方式传下来的内容或零碎不全，或与原样相去甚多，但还是靠这些传说对远古的事情获得一鳞半爪的了解。
自从有了文字，人们的知识、思想、经验，才有了更为切实可靠的传播和记录的手段。记事用文字，但文字必须记录在一定的载体之上，才能保持与流传。因而，又出现了记录文字的工具与载体，进而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文献。
文献载体，是指用来记录文献的物质材料。从出土文献及传世古文献记载考察，我国古代文献的载体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从写刻范铸在甲骨、金石上，用笔写在简牍、缣帛和纸上，最后发展到雕版印刷这样一个过程。
殷商时期，人们在龟甲兽骨上镌刻简要的文字、符号，来记录某些史料、事件，甲骨就是那个时期的文献载体。西周时期，青铜冶炼已达到很高的工艺水平，人们在铸造青铜器物时，将文字浇铸在器物上，于是青铜器就成为那个时代的文献载体。自春秋至两汉，人们主要用竹木简、缣帛作载体来记录各种文献，世称简策、帛书。东汉以后，随着纸的发明和推广应用，纸成了主要的文献载体，又逐渐形成卷轴。唐代以降，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各种文献逐渐由手抄改为刻印，并由卷轴形式演进为册叶，进而装订成册，成为线装书籍。古代中医药文献的载体也是如此。
第一节 甲骨
目前所知，我国发现的最早文字是刻在陶器上的。虽然可以初步肯定为汉字的祖型，但文字数量太少，难于考释，迄今尚无系统研究资料。现在发现较多、时间较早的文字为甲骨文。其文即以载体而命名。
甲骨即龟甲兽骨，是殷周时期的文献载体。这种载体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习俗及物质条件密切相关。殷商时代，帝王及贵族遇有重大事件，不论征伐、祭祀、出巡、田猎、农事、疾病等，常用龟甲（多用腹甲，偶尔用背甲）或牛骨（通常用肩胛骨，偶用肢骨或兽角）占卜以预测吉凶祸福。占卜时，先在甲骨上钻个小坑，但并不钻透，再用火灼，随着温度升高，未穿孔的一面就会出现裂纹（兆），然后根据裂纹来判断吉凶，决定行动。故《史记·龟策列传》“灼龟观兆”的记载。占卜后，就将占卜者的姓名、日期、事项、原由及结果刻录在龟甲和牛骨上。这种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就称为甲骨文。这些文献，为我们研究殷商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思想信仰、帝王世系及疾病，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
甲骨文的发现过程既十分偶然又富于传奇色彩，而且与中医药不无关系。在河南省安阳县西北的小屯村，农民在田地里耕作时，常发现龟甲和兽骨。把这些甲骨磨成粉，可作为止血的“刀尖药”。有些被作为中“龙骨”卖进了药店。清末官僚王懿荣，山东福山人，时居北京，任国子监祭酒，是一位金石收藏家。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王懿荣患疟疾，从前门外一家叫“达仁堂”的药店购回几副中药，发现其中的“龙骨”一药，一部分刻有符号。王氏认为这些符号可能是一种古老的文字，其年代比他所熟悉的西周铭文还早，当即赶往药店，以高价（每片有字甲骨二两五钱银子）将店内所存12片“龙骨”悉数购去。后又派古董商人到甲骨产地，高价搜购，共得有字甲骨千余片。从此，甲骨文才为世人所认识。因为这上面记载的，大半是占卜的事情，故称“甲骨卜辞”，或称“龟甲文字”。因为出土于殷代都城旧址，又称“殷墟卜辞”或“殷墟书契”。
1900年秋王氏殉难。1901年王氏所藏甲骨为刘鹗（《老残游记》作者）购得，其后又陆续收购一批。著名学者罗振玉见了，惊为奇货，怂之拓印。1903年刘鹗从其所藏的5000多片甲骨中选拓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6册），石印出版。此书为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此后，学者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于省吾、胡厚宣等，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和卓有成效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甲骨学。甲骨文发现100年来，先后出土甲骨十余万片。据统计，其中不重复的单字约4000多个，经研究能认识的约1700多字。经考释发现，其内容始于武丁，止于帝辛，距今已3500多年，上及天文，下至地理，中涉人事，对研究中华文明史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1958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研究室开始筹备编纂《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是一项集大成性的研究工程。此项工作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完成。该书共选录甲骨文拓片41956片，其中与医药卫生有关的有1000余片，约3500条。在甲骨医学文献中，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医政制度
甲骨文中记载了称为"小疒臣"的官员，即掌管医师政令的官员，主要负责记录帝王及贵族的医疗过程及安排巫医进行祈祷、诊治。当时帝王、贵族患病时，祈祷、占卜、祭祀是主要的形式。医药治疗不过是巫控制下的附庸而已。
二、人体概念
甲骨文记载了人体解剖部位名称25个，计有首、天、面、目、鼻、耳、口、舌、齿、颈、项、腋、腹、男根、女阴、手、肱、臀、腿、足、趾等大体部位。并在心、骨、血、等关于内部构造的概念。认识虽然质朴，但却是人类认识自身的开端。
三、各科病名
1942年，胡厚宣先生作《殷人疾病考》（载《学思》第34期）考证了卜辞中记载的殷人疾病有16种，涉及今之内、外、妇、儿、五官、泌尿、传染、牙、脑等9科。当代学者对更多的甲骨文献中进行统计，结果表明，卜辞中载有各种疾病约40种。内科疾病有：疾首、疾天（颠）、腹不安、腹痛、癥瘕、疾身、疾软、眩、疾心、祸风（伤风）。外科疾病有：颈背痈肿、乳痈、疾臀、疾趾等。妇产科疾病涉及妊娠病、产后病、难产、乳汁不通等。此外，尚有儿科病（子病、不乳）、骨伤科病（疾骨、疾肘）、眼科病（疾目、丧明）、耳鼻喉科病（耳疠、疾耳、耳鸣、疾自[鼻]、疾言）、口腔科病（疾口、疾舌、疾齿、龋齿）、传染性疾病（疾疫）、寄生虫病（疾蛔、蛊、疟疾）等等。
四、治疗方法
在记载疾病的卜辞中，记录了用酒、砭石、熨、灸、按摩、叩击进行治疗以及整骨治伤、拔牙止疼等多种方法。特别是对针砭、按摩、灸治等治法，有较多记载。如“艾”、“灸”、“熨”、“殷”、“摩”等。“殷”，甲骨文作●，意为人腹内有疾，用针具（或云按摩器）进行治疗。这些古老的文字，传递着远古的医疗信息，说明在3000多年前，针灸、按摩已成为常用的治病方法。
五、药物应用
初步统计，甲骨文献中记录了30多种可入药的动、植物名，还有"药"字的记载，并有用枣、鱼治病的卜辞。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村殷商遗址发掘出作为药物使用的桃仁、杏仁、郁李仁，印证了甲骨医药文献有关药物的记载，说明3000多年前的殷人不仅知道这些药物的药用价值，而且大量加工储存以备医疗之用（《文物》第8期，1974年）。
六、卫生习惯
对卜辞的研究和分析说明，当时人们已有通过挖渠排水、房屋构筑以避风御寒、防暑除湿丰富知识。而在个人卫生方面，殷人已有扫地、洗手、洗头、洗脚、洗浴等习惯。
第二节 金石
古代有些重要的文献记录，为了传之久远，不致朽烂遗缺，于是托铜器和石碑上的刻辞以传后世。作为文献载体的“金”，特指青铜器，“金文”即指刻或铸在铜器上的文字；“石”则指刻石，大至摩崖，中至碑碣，小至玉版、玉佩。
一、 金文文献
殷周时代，青铜器的冶炼制造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青铜器种类很多，有礼器、乐器、食器、饮器、盥洗器、兵器等。拥有这些器物的统治者常在器物上刻铸其族徽符号或姓名。遇有重大的事情要纪念，或有重要文献需长期保存，或为说明器物的铸造原因、用途等，就将文字铸于青铜器物上。这类文字总称“铭文”。在青铜器中，乐器以钟最多，礼器以鼎最多，故后世便称研究这类文字的学问为“钟鼎文字之学”。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钟鼎文”，也叫做“金文”。
在青铜器上铸字以记事的风气，始盛于殷商，秦以前为多，且一直延续到汉代。据统计，已出土的青铜器中，有铭文的约1万余件。铭文长短不一，少则一二字，多至数百字。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歧山，铸于周宣王时，铭文达497字，字数最多。其次为齐候鎛,有492字。清乾隆中期出土的散氏盘，有铭文359字，也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又有大盂鼎，上铸291字，现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大克鼎，有290字，小克鼎，72字，现藏上海博物馆。这些铭文的内容，既有记载祭祀典礼的，也有记载征伐战功的，还有记载赏赐锡命、盟约契券以及称扬先祖的，等等。有一些需长久保存的文件，如法律条文，也曾铸于鼎上。因而，铭文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情况，是研究殷商、两周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古代文献。
虽然早在汉代，就曾陆续发现青铜器，但一直没有从文献研究的角度受到重视。直到宋代，青铜文献的研究才发达起来，如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10卷，南宋赵明诚著《金石录》30卷，清代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10卷，清代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20卷，近代郭沫若撰《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及《青铜时代》，都是研究青铜文献的代表作。目前所见铭文的内容，大多属于祭典、政事、军事、刑法、赏赐、土地交换等方面，医药学内容较为少见。历史上有两件与医药有关的铜器：一件是汉代的医工铜盆，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是熬、蒸加工药物的用具，盆上铸有“医工”二字铭文。另一件是北宋王惟一铸造的针灸铜人，体表上铸有穴位名称。但这两件有字铜器只能算作医学文物，金文医学文献尚有待于今后新的发现。
二、石刻文献
在铜器上铸刻文字，比刻石要艰难得多。因而，大约在春秋初期已在石上镌刻文字，至秦汉，刻石盛行，因为在石上刻字比在金属器物上铸字简捷容易，并同样可以达到长期保存的目的。南宋郑樵《通志·金石略》：“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墨子·兼爱下》说古者圣王“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可见刻石也是用以记载文献的一种形式。
唐初贞观时，在天兴县（今陕西宝鸡市）发现的10个秦国石鼓，上刻10首四言组诗，共600余字。内容为歌颂秦王的游猎活动，故又称“猎碣”，字体为大篆，后世又称为石鼓文。据学者考证，石鼓是秦国早期刻石，年代在献公之前，襄公之后（前777~前384），也就是东周时代，这是已知年代最早的石刻文献，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另据史书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巡行天下，志得意满，命李斯撰文书写，在峄山、泰山、之罘、琅琊台等许多地方刻石纪功。现仅存琅琊台刻石（李斯所书）的残石，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公元前100年，司马迁撰《史记》时，便将秦始皇巡游天下颂扬功德的刻石文辞，收入《秦始皇本纪》，开辟了以石刻文字为史料的途径。由于石文的价值不在金文之下，故后人考证旧史时常“金石”并称。
两汉时期石刻盛行。此后历代官方多次组织的大规模文献刻石，将儒家经典刻于石上，以广其传，世称“石经”。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官方将《易》、《书》、《诗》、《仪礼》、《春秋》、《论语》等刻于石上，立于国学门前，作为标准读本，此即著名的“熹平石经”。此后，尚有三国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五代“孟蜀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御书石经”、清“十三经石碑”等。
春秋战国之际，人们又用玉片（玉版）、玉石做文献载体，其优点是精致小巧，易于保藏。这在《内经》中多有记载，如《素问》有篇名为《玉版论要》，就是说这些内容至关重要，应当以玉版载录之。《素问·玉机真藏论》云：“著之玉版，藏之藏府，每旦读之，名曰玉机。”965年在山西侯马市晋国遗址出土的“侯马盟书”，即是2400余年前用笔写在玉简上的盟约。
1．《行气铭》：现存最早的石刻医学文献，当推《行气铭》。《行气铭》刻于一件12面体小型玉器上，高约5厘米、径约4厘米左右。它下端有孔上通，但顶端未透，原先可能是套于木柄上。一般认为是战国前期的作品。至于原玉究为何物，至今尚无定论，郭沫若称之为“玉佩”。柱上每面刻3个篆体铭文，另有9字重文（用重文符号“=”表示），共45字。据郭沫若、于省吾等人对铭文的考释，其内容为古代的“导引”，即“行气”之方。主要讲述呼吸吐纳之道，故称此件为“行气玉佩”，称其文字为“行气玉佩铭”。也有学者认为，这段文字是描述行气时作深呼吸的一个回合、过程。
2．《龙门药方》：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为《龙门药方》，在石刻中医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龙门石窟是我国三大佛教艺术宝库之一，位于河南洛阳南郊伊水两岸的龙门山上。自北魏至晚唐，经400余年营建，开凿石窟2000余座，造象10万余躯，碑刻题记3600余块。现存石窟1352个，题记3680种。其中有一座石窟名“药方洞”，洞窟门首两侧石壁上镌有100余首药方，刻于北齐后主武平6年（575）。日本丹波康赖撰成于公元982年的《医心方》中，曾引录部分内容。在我国直至明末清初才有一些考据学家、金石家注意研究，“龙门方”拓本被收录于多种金石专著中。如王昶将其收入《金石萃编》卷35，题为“道兴造象记并治疾方”，载90余方。1941年日本水野清一等著《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之研究》，从《医心方》中转录“龙门方”96首。贾志宏、任邦定以石窟原刻为蓝本，以《金石萃编》等为对校本，又以北齐前后的传世医书为校订增补的依据，辑成《龙门石窟药方》（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一书。张瑞贤等著《龙门药方释疑》（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是近年出版的一部研究专著，由4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龙门药方原文的辑复校释，是最完整、最接近原貌的龙门药方辑校注释本；第二部分为考证研究，考证了其镌刻年代、药方来源等问题；第三部分为研究资料，第四部分为药方洞、金石书影、拓片以及相关文献的图片。
《龙门药方》内容相当丰富，有药方118首，针方1首，灸方1首，药物122种。涉及现代内、外、传染、泌尿、神经、皮肤等科病37种，所治疾病皆为民间多发病、常见病，所载治法有内服、外洗、外敷、针刺、温灸、导尿等，给药法分口服、噙含、漱、闻气、灌注、浸渍、冲洗、敷、盖等，具有简便易行的特点，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单方验方汇编。
3．《褚氏遗书》：旧题南齐褚澄撰。褚澄，字彦道，南齐时河南阳翟人，官至左民尚书、右军将军，精通医术，知名于时。事迹见于《南齐书》本传。著有《杂药方》十二卷，已佚。《褚氏遗书》一卷，凡十篇：受形、本气、平脉、津润、分体、精血、除疾、审微、辨书、问子。主要内容是发挥人身气血阴阳之奥义，包括了其医疗经验、理论与心得。受形、精血、问子三篇，是关于房室养生保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云：“其书于《素问》、《灵枢》之理颇有发明，李时珍、王肯堂俱采用之。其论寡妇僧尼必有异乎妻妾之疗，发前人所未发，而论吐血、便血，饮寒凉百不一生，尤千古之龟鉴。”
据原书序跋，本书的问世颇多坎坷。唐末黄巢起义时，有人盗掘褚澄之墓，墓内有褚澄所撰医书刻石18片。后刻石为萧广（字叔常）所得。萧广死后，其子萧渊曾刻印百本以广其传。然后将得此石刻的经过写成序文，补刻一石，连同原石复埋于其父墓中。至宋钦宗靖康初年，金兵南侵，居于扬州城北陈源桥的萧氏后代，虑祖坟被盗，于是自启祖墓，将石刻取出，并经僧义堪誊抄成册。至南宋宁宗嘉泰初年（1201），由刘义先雕版付印，名之《褚氏遗书》。丁介在跋中称此书“初得萧氏父子护其石而其书始全；继得僧义堪笔之纸而其书始存；今得刘义先锓之木而其书始传”。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这该书传世经过颇有疑问，“疑宋时精医理者所著，而伪托澄以传。其序跋当亦后人所附会。然其言可采，虽赝托不可废也。”
4．《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宋仁宗大圣初年（1023），诏令尚药奉御王惟一铸针灸铜人。天圣四年（1026）又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次年刊印。后又以大字刻石，以便后学考经案图。另辑《穴腧都数》一卷附之。其碑端题篆为宋仁宗御书，原置于汴京（开封）相国寺。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将刻石移置于北京。元成宗元贞初年（1295）在北京明照坊建三皇庙，将刻石放置于庙东之神机堂。时隔400年，至明英宗正统8年（1443），因“石刻漫灭而不完”，诏命太医院重加雕刻。明英宗朱祁镇还亲作序文，说明重刻原委。1965～1971年间，在拆除北京明城墙时，发掘出此书残石五方。1983年北京朝阳门雅宝路东口又发现此书残石两块，有人认为这些剩残刻石即北宋天圣原刻。本书以十四经为纲，以354穴为目，每穴下详列部位主治和针刺浅深，艾灸壮数，体例严谨，总结了宋以前针灸治疗的丰富经验，首次使中医针灸的经络及穴位名称定位规范化，并刻于石上，供人拓抄，影响很大。
5．《千金宝要》：南宋宣和六年（1124），郭思选取《千金方》中部分医方石刻成《千金宝要》一书，置于华州公署。郭思字得之，宋代河南温县人名画家郭熙之子，元丰年间进士，工于画，曾官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等职。他最推崇唐孙思邈《千金要方》一书，故选其精要者集为《千金宝要》8卷，并将全文刻于碑石。自序中称：“取《千金方》中绪论，逐件条而出之以告人，使人知防之于未然之前；又将《千金方》中诸单方，逐件列而出之以示人，使人知治之于已病之后。其思家与知识家经用神验者，亦附之于中。……买巨石刊之，以广其传。”
此外，还有很多石刻医学文献。有的已亡佚，如宋仁宗庆历8年（1048），校正医书局奉命编成《庆历善救方》1卷，颁发南方各地刻石，已经亡佚。有的散在于其他书中，如唐代崔知悌《崔丞相灸劳法》，属经脉、灸法专书刻石。据《苏沈良方》卷1载，此书刻石原物至北宋时尚存。后佚，部分佚文尚保留在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和宋代刘昉的《幼幼新书》中。
第三节 简牍
前述古代文献资料--记录在甲骨、金石上的文字，都还不能算是正式的书籍。因为它们本身并不是以抒发感情、记载史实、传布思想为职志的。石经虽是正式的书籍，但它们是在已经有了正式的书很久以后才出现的。说到中国古代最早的正式书籍，当属那些以竹木为载体而写出的文字材料--简牍。
古人用以写书的狭长竹片叫“简”，也叫“策”。郑玄《仪礼注》、蔡邕《独断》都说：“简，策也。”“牍”则是比简更宽大的木片，也叫做“方”。《礼记·中庸》：“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古人说“方策”，就如同我们说“书籍”一样。汉王充《论衡》中说：“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刀加刮削，乃成奏牍。”
简是组成整部书的基本单位，简用编绳串连起来就成为“简策”，也写作“简册”。《仪礼·聘礼》云：“编连为策，不编为简。”简策的编绳通常用麻绳，也有用丝绳或牛皮绳的，称作“丝编”或“韦编”。《史记·孔子世家》云：“（子）晚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所谓“韦编三绝”，即是指编连经书的牛皮绳因翻阅太多而一次次断掉。
据文献记载，殷商之际即有所谓“典册”。《尚书·多士》载周公旦告诫殷代遗民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中“册”字像简牍编连状，“典”字像册置于案几上。故有人认为，在殷商时期就用简牍作为文献的载体。只是由于年代大久，迄今尚未见到殷商简牍的实物简的长短不一，有3尺、2尺4寸、2尺、1尺半、8寸、5寸（汉制）等。更小的简称为“笺”，做读书笔记时用。牍的大小亦不相同，大者长2尺4寸，小者长、宽各一尺，称为“方”。一般说来，文字多文章写在简策上，文字少的文章写在版牍上。木牍主要是作为通信和写短文使用。古人的来往书信，常用一尺的木牍，故称书信为“尺牍”。
简、策、方，面积大小不一，能记录文字的多寡亦不同，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晋代杜预《春秋序》孔颖达疏：“简之所用，一行字耳。牍乃方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书字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可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之于策。"《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所谓“名”即字。也就是说，百字以内的，书于木牍上，超过百字的，便要写在竹简上，以便编连起来，记载更多内容。
从出土实物看，简、牍的制作多就地取材。北方多树（松树、杨树），故常用木牍；南方产竹，故竹简为多。因青竹多水分，容易腐朽生虫，故凡制竹简，必须放在火上烘出水分，即所谓“杀青”。西汉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谓之杀青，亦曰汗简。”后世将这和加工过程称为“杀青去汗”。著作完成叫做“杀青”，典籍、史册称为“汗青”、“青史”，均是从此引申出来的。
简牍的书写法，一般认为有两种：一为刀刻，一为笔写（用漆或墨）。一枚竹简一般只写一行，少数写二三行。每行字数从1～2字到30～40字不等。木牍较宽，可写3行以上。
简策的编连方法是以双股绳子交错，依次将单枚竹简逐个编连，通常编2～3道，也有编4～5道的。最后将简册卷起，用绳子捆扎成一束。从出土简犊实物看，简策有的“先编后写”，有的“先写后编”。有的简犊编绳处有空白无文字，这显然是先编后写；有的编绳处无空白有文字，这便是先写后编。
历史上曾多次出土古代的简牍实物。据文献记载，清代以前有两次较大规模的古代简策出土。西汉武帝时拆孔子旧居发现了《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等数十篇儒家经典，即所“古文经”；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河南汲县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经考订整理，得《竹书纪年》、《逸周书》、《穆天子传》等，即所谓“汲冢书”，计10万余言。近百年来，古代简牍多次成批出土，其中有不少中医药文献。
1．《流沙坠简》：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英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1 Stein）（1862～1943）在新疆及敦煌西北汉代长城烽燧遗址内掘得两汉至西晋木简数百枚，盗运至伦敦。1911年罗振玉依据533枚木简照片，与王国维一起考释，按简牍文书的内容、性质进行分类，分为“小学术数方技书类考释”、“屯戍丛残考释”、“简牍遗文考释”三部分，著成《流沙坠简》一书，1914年在日本出版。其中方技类有治疗人、马、牛的医方残简11枚（《流沙坠简·方技类·小学》），药物残简4枚（《流沙坠简·屯戍丛残·器物类》）。罗振玉按语对研究、释读这些古医简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2．居延汉简：居延为西汉县名，在今甘肃北部、内蒙古额尔济纳旗东南，是河西通往北漠之要冲，也是汉代防御匈奴南进的屯兵要地。因地处大漠，气候干燥，地下文物易于保存，故时有古代简牍发现。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F·Bergman）在今内蒙古额尔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隧遗址中，掘得两汉木简1万余枚。木简先运抵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再展转经天津、青岛迁移至香港大学图书馆。1941年再转运至美国国会图书馆。二战结束后，在胡适交涉下，居延汉简得以归还，现藏于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要研究著作有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1943年）、《居延汉简考释·考证》（1944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居延汉简甲编》（1959年）、《居延汉简甲乙编》（1980年）等。其中关于中医药的残简有七八十枚，记录了上百名患者的病案，大都是边防士卒的病案内容包括姓名、职务、病病证候、服药情况、针灸、诊治日期等，方案简练，涉及古病名、治法、方药和兽医等多方面的内容，为研究古医方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3．睡虎地秦简：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12座战国末期至秦代墓葬，出土了1155枚秦简。简文为毛笔墨书的秦隶，内容以法律文书为主，少量涉及医政与法医方面的内容，反映了战国至秦始皇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情况。如《封诊式》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法医鉴定书，秦简中数处提到“疠迁所”，应是最早关于麻风病迁居隔离的记载。
4．武威汉代医简：甘肃武威是汉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地下文物颇为丰富。1972年11月，在武威县旱滩坡发掘了一座东汉土圹墓，出土简牍92枚，计木简78枚，木牍14方。简质为松、杨木，与西北地区其他出土汉简相同。长度均为23～23厘米，折合汉尺1尺左右，属于“尺籍”、“尺牍”之制。原有三道编绳联缀，属于先编后写。简文单行墨书，每行20～40字不等，字体多为隶书，间有章草。尾简书“右治百病方”5字书名。另有木牍14方，长尺许，正反两面墨书，每面2～6行，字体同木简。简牍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了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方面的内容，经有关专家整理成《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
《武威汉代医简》共载录较完整的医方30余首，方中所用药物近百种（植物药63种，矿物药16种，动物药12种，其他药9种），并记述了药物的炮制、剂型及用药方法。剂型有汤、丸、散、膏、醴、滴、栓等，丸药的大小、给药的时间、内服方法（酒饮、酢浆饮、豉汁饮、含咽汁）、外用法（敷目、塞耳、指摩、涂、灌鼻、塞鼻、敷傅）等均颇为详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古代经验方的继承与发展。
简牍中关于针灸的内容虽然不多，但也载录了穴位（三里、肺俞、泉水等）、灸刺的禁忌与年龄的关系等。有4块木牍约700字记录了专门治疗男科疾病的内容，提出了男子七疾、七伤及其治方，如第一方用栝蒌根、天雄、牛膝、续断、菖蒲6药组成，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治男性阳萎滑精之良方。其中还有关于当时药价的记录，为研究汉代药价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对研究汉代的经济史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5．马王堆汉墓医简：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发掘出一批医学简帛，其中医简共200枚（竹简189枚，木简11枚）。经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研究整理，编为4部书，即《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杂禁方》。前3种为竹简，以房中为主要内容，是现存最早的性医学文献。《杂禁方》为木简，内容是禁祝方术，属古代祝由一科。
《十问》篇幅最长。全书假托上古帝王、诸侯与方家术士互相质疑问难，探讨顺应阴阳四时，注意饮食起居，操练气功导引，注重房中养生等问题，体现了“节欲保精”的基本思想。
《合阴阳》属古代方技类书中的房中文献，集中讨论了男女交合及房中保健问题，皆属性医学、性保健的内容。
《天下至道谈》主要讨论房中养生之道，即性保健的问题，内容十分丰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曾提到的“七损八益”，后世注家各以意阐发，聚讼纷纭，千百年来莫衷一是。《天下至道谈》中，对“七损八益”进行了详细论述，原来是指男女性生活过程中7种于人体有损害的做法，以及8种于人体有补益的做法，是秦汉之际盛行的房中术的基本内容。由此，中医学中的千古疑案涣然冰释。
《杂禁方》记载了诸如用符咒法来防治婴儿啼哭、多恶梦、犬善吠等内容，是古代应用祝由禁咒疗法的反映。
6．阜阳汉简：1977年7～8月，安徽阜阳县双古堆1号汉墓（墓主为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出土一批竹、木简及木牍，大多残破，经精心整理，得10多种珍贵古籍。其中医药学著作两部：《万物》为药物学著作，《行气》为气功类著作。据考证，《万物》撰写年代在战国，早于《神农本草经》，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药物学著作。《万物》残简共133枚，叙事记物一句为一段，每段之间用墨点隔开，文义不相连贯，以文字可辨认者统计，载药物70多种，包括有植物药、矿物药和动物药。主治疾病30多种，涉及今之内、外、五官、神经科疾病。
7．张家山汉简：1983～1984年，湖北江陵县张家山发掘出3座汉墓。墓中出土竹简1000余枚，经整理得8部古书及遗册，内容为律书、历法、术数、方技。其中有两部古医籍--《脉书》、《引书》。《脉书》的内容较为庞杂，经今人马继兴氏研究整理，认为可将其分为5种医书，并分别命名为《病候》、《阴阳十一脉灸经》、《阴阳脉死候》、《六痛》、《脉法》。其中《阴阳十一脉灸经》、《阴阳脉死候》、《脉法》3书与马王堆出土的3种同名医学帛书的内容基本相同。帛书的缺字，由于竹简的出现，基本能够补足。这是一种医书在同一时代存在不同传写本的现象。以《脉书》与《内经》比较，可以发现《脉书》应是《灵枢·经脉》所引据的诸多古医书之一。《引书》共113枚竹简，内容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四季养生之道，第二部分载录35个导引术式的名称、动作要领及功用，第三部分讲述了导引养生防治疾病的方法，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导引专著。
8．长沙三国简牍：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古井内出土十几万枚三国时期吴国简牍，总数超过全国历年出土简牍的总和。内容涉及吴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租税、户籍、司法、职官等，是本世纪中继甲骨文、敦煌石室文书发现以来，古代文献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但目前研究正在进行，是否有关于医药的内容，尚未可知。
第四节 缣帛
简牍作为文献载体，较之金石有着取材容易、便于写作的优点。故自有简牍作为文献载体以来，著作较前大增。我国文化奠基时期的著作，大都是写在简牍上的。但用竹木为书写的材料，也有着明显的缺陷，这就是分量重，体积大，遇着长篇文字，简策就更多，阅读、收藏、携带都极为不便，弄乱了更不易清理。据《史记》所载，秦始皇每天批阅简牍文书重达120斤；东方朔写一篇奏文上呈汉武帝，竟需两名武士抬进宫中。随着文化的繁荣和纺织技术的发展，在竹简木牍流行的同时，出现了另一种文献载体——缣帛。
缣是指细密的绢。《释名·释采帛》云：“缣，兼也。其丝细致，数兼于绢。”帛为丝织品的总称，包括缟、素、绡、绢、缣等。丝织品质地柔软轻薄，书写容易着色，又可按文章长短任意裁剪，舒卷自如，便于翻阅，易于携带和收藏。因此缣帛成为书写绘画的上佳材料。《韩非子·安危》：“先王寄理于帛书。”《史记·陈涉世家》：“陈胜、吴广喜，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入所贾鱼腹中。”《灵枢·病传》也说：“生神之理，著之竹帛”。都说明了战国秦汉时，竹帛并行的情况。缣帛作为文献的载体，质量远优于简牍。但因价格高昂，因而成了贵族的专用品。其主要用途是记载王室贵族的言行、功德，或用于绘画、祭祀鬼神。据文献记载，西汉刘向为汉成帝校书20年，皆先书于竹简，改易定稿后方正式抄录于素帛。（《太平御览》卷606引《风俗通义》）
写上文字的缣帛称为帛书。帛书根据文章的长短而剪裁之后，或折叠，或由左向右卷成一束收藏，称为卷。短文有几篇合为一卷的，而大部分的情况在简策中编成一篇的，相当于帛书的一卷。至今人们仍习惯用卷来指全书的一部分，一部书可以分为若干卷，每卷的文字自成起讫。可以卷起来的古抄本，通常称为“卷子”。据《汉书·食货志》载，当时缣帛的标准长度为“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正”。其宽、长与简策相类，这样便于转抄，原写于竹简上的一篇，转书于帛时通常截为一卷，而短篇则合若干篇为一卷。
帛书应用的历史虽长，但保存至今的实物十分罕见。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墓出土一件楚国帛书，是现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帛书，原件借存于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李零教授《中国方术考》（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认为该帛书是一种古代“日书”，即按岁月日时排列吉凶宜忌以便查阅的书。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大批帛书，总计28种古籍，2幅地图，1幅导引图，共计12万余字。帛书的内容以古代哲学、历史为主，其中医学书籍11种，约3万字，经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整理后，分别厘定名称：《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养生方》、《杂疗方》、《胎产方》和《导引图》。这批帛书多数抄录于战国末至秦代（用小篆和六国古文），少数抄于西汉初年（用隶书）。其成书年代要早于《黄帝内经》约100～200年。兹选介如下。
1．《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
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在《黄帝内经·灵枢·经脉》中，首次使用了"经脉"这一名称，并且完整地提出了依次联接、构成“如环无端”、“周而复始”的十二经脉。但在《黄帝内经》之前，经脉学说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演变过程，由于过去缺乏先秦的资料，所以一直很不清楚。而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的出土，正好填补了我国早期医学史的一大空白，对研究早期经脉学说的起源和发展，是极其宝贵的文献。
《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共34行，在帛书上端空白处，写“足”、“臂”两个篇目。足部录有下肢的6条脉：足泰阳脉、足少阳脉、足阳明脉、足少阴脉、足泰阴脉、足（厥）阴脉。臂部记有上肢的5条脉：臂泰阴脉、臂泰阳脉、臂少阴脉、臂少阳脉、臂阳明脉。在每一条脉下都叙述该脉的循行部位、所主病候及灸治法。其特点为：①与《灵枢·经脉》所述12经脉相比，缺臂（手）厥阴一脉。②11脉的循行方向全部都是向心的。③治疗全用灸法，且只提灸××脉。④病候描述简单、原始。⑤足厥阴脉有病候的生死预后。⑥诸脉均无理论与治则上的阐述。
《阴阳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阴阳》）分甲、乙两本。与《足臂》相比较，《阴阳》有以下特点：①脉的总数11条，亦缺臂厥阴一脉。但手三阳脉名称分别作“肩脉”、“耳脉”、“齿脉”，保留原始名称。②排列以阴阳为序，阳脉在先，阴脉在后。③脉的循行方向出现远心循环。④所主病候从《足臂》的78病增至147病，几乎增加一倍。⑤出现“是动病”、“所产（生）病”的名称。⑥足少阴脉后附调摄法。
按：《足臂》与《阴阳》二篇，列举了人体11条经脉的循行走向，所主疾病与灸法，是我国最早有关经络学说和灸治法的文献。
《足臂》、《阴阳》与《灵枢·经脉》作对照分析，即可发现它们的基本内容和编写体例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从三者的文字、内容来看，有着由简到繁、从不完善到逐渐周密完善的趋势，清楚地显示了由《足臂》到《阴阳》，再到《灵枢·经脉》的演变痕迹，代表了经脉学说在其早期形成过程中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认为《足臂》、《阴阳》是《灵枢·经脉》的祖本。
2．《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一种久已亡佚的医方专著，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古医方书。此书原件无标题，因卷首列有52种病证目录，故整理者仿《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经方类之书名，命名为《五十二病方》。全书记载52类（今实存45类）疾病，具体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病名108种。现存医方280个（估计原数在300个以上），用药达247种。此书真实地反映了我国西汉以前的临床医学及方药学的发展水平。
医方反映的药物学成就是十分突出的。所用药物247种，其中近一半为《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所未载。同一药物有各种异名，有的使用荆楚俗名。方后常有“令”（即灵验之意）、“己验”、“尝试”等字样，可见它是广泛采自民间经验累积之验方。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药物主治功效已相当准确，如乌喙、续断止痛，石韦、葵子利尿，芒硝溶液清创消毒，水银制剂疗疥疮等。在记载完整的189方中，用单味药的110方，2味药的45方，3味药的21方，4味药4方，5味药4方，6味药3方等等。由1～2味药组成的方子共155个，占总数的80％，另外，也出现了针对不同病调整各味药物比例的记载，可以看作是早期的辨证施治观念的萌芽。
《五十二病方》外科（含伤科、皮肤科）疾病及方治所占比例最大，其成就也最为突出。如关于痔疮的割治疗法与脱肛复位法的记载，就令人赞叹不已。书中治法丰富，除内服外，还运用多种外治法，如药浴、薰法、熨法、砭法、灸法、芥末发泡法（即“冷灸”、“天灸”）、按摩、角法等等。药物剂型，有丸、散、膏、汤（“煮之饮其汁”）。药物用量，除斤、斗、合之外，大多为模糊估计量。可以说，《五十二病方》是方剂形成阶段的产物。
3．《导引图》
我国古代的导引，据《庄子·刻意》李颐注，就是“导气会合”、“引体会柔”，可以说是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一种医疗体育方法。《导引图》的出土，使我们能够形象地了解古；“导引”的有关动作和具体细节。
《导引图》是一幅绘有各种运动姿态的彩绘帛画。图前没有总名，每个图象侧旁都有题字。从运动姿态和所标文字推定，此为古代的《导引图》。帛画复原后，长约100厘米，高约50厘米，绘有44人，分列4排，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文字看，一类是描述运动的姿态，有伸展、屈膝、体侧、跳跃等运动，有呼吸运动，有器械运动等等。第二类是说明运动是模仿那种动物动态，如"熊经”、"鸟伸"之类。第三类则是说明运动方法所针对的病症。
第五节 纸与卷轴
缣帛虽然有诸多优点，但毕竟过于昂贵。因而，一方面简策与缣帛同时流行，另一方面，人们也一直在寻找更加简便而廉价的文献载体。纸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同时也使文献载体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魏晋三国之后，随着造纸工艺的改进，帛书也日渐减少，并最终被纸所代替。纸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因其工艺简单，价格低廉，使文献的传播与保存更加便利，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纸的本义，是在竹帘上漂洗丝絮时的一种副产品。古人在漂洗丝绵时，将积淀在竹帘上的丝絮摊平晾干，揭下以后便成为纸。《后汉书·蔡伦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候纸。”据此可知，远在汉代，纸是缣帛的别名。在蔡伦之前，久已有了造纸的技术，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及出土实物分析，蔡伦之前也有了植物纤维纸，但是，蔡伦作为造纸技术的集成、改进者，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造纸发明初期，上层贵族仍重帛而轻纸。《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经过一个时期才逐渐被推广接受。《晋书·文苑传》载左思著成《三都赋》后，“豪富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以纸书写，虽然方便，但圃于传统习惯，直至晋代，还有沿用竹简的。
现存与医学有关的古纸，如新疆蒲昌海（今罗布泊）北出土的数片医方残纸（载录于《流沙坠简·小学术数方技书考释》）、新疆于阗（今和田县）出土的《黄帝明堂经》残卷（约南北朝时写本）、1972年甘肃武威出土的西夏时期药方残纸（上有西夏文写的药名病名）、1959～1977年新疆吐鲁番先后出土唐代涉医古纸约数十片（内容有药方、针灸法和兽医方）等，但因为残存文字甚少，难以知其全貌，但是作为医学史料仍然是弥足珍贵的。
如果需要记录的文字较多，古人便将若干张纸粘连起来，成为一条长的横幅，末端用一细木棒作轴心，将横幅从左至右围绕此棒卷成一束，称“卷”或“书卷”，其中心木棒则称“轴”或“书轴”。这就是纸发明以后，盛行于六朝、隋唐时期的主要书籍形式——卷轴。卷轴用纸，往往以中药黄柏汁染成黄色，经过这种工序处理后，可以使纸卷免遭虫蛀，有利于长期保存。为了保护纸卷不致断裂，常在纸的反面袜上一两层纸张，称为“褙”或“装背”。由于卷子的左端被卷在内层，故得到保护，而其右端露于外层，容易磨损，因而往往在右端再粘接一段纸，保护正文，免遭损坏。这段纸沿用帛书书首的称呼，称作“缥”或“首”，又称“包头”。也有用绫绢等丝织品做缥的，更显得华丽宝贵。缥首再连以丝带，以便在全轴卷好后缚扎。一部书若分写成若干卷，则将其集中用布、帛制的套子——帙包裹起来，一般5～10卷包为一帙。帙通常以麻布为里，外层裱以丝织品；也有以细竹丝为纬，以绢丝为经，交织而成，再裱以绢帛。帙只包套卷身，每卷的轴头仍然外露。在轴头上附缀一块小牌子，上写书名、卷次，便于识别查检，称之“签”，相当于现代的书标。卷轴用帙包好后横放在架子上，需要阅览时将其抽出，阅毕卷好插入原处，称作“插架”。唐代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上述卷、轴、缥（首）、带、签、帙都是卷轴的组成部分，而插架则是卷轴的存放方式。在古代宫廷藏书中，有些卷轴的装潢十分考究。如《隋书·经籍志》载：“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记唐玄宗时集贤院的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絮带，碧牙签；集库书钿绿牙轴，米带，白牙签。”可谓精美之至。
卷轴的书写方式：早期卷轴于卷首先写本文的篇、章名称及次第（即小题），下空数格，再写全书的总名（即大题），次行写作者的职衔、姓名，唐人卷轴已改为大题在前，小题在后。卷末一般留下若干空行，作题跋用。甘肃敦煌发现的唐写本，卷末往往附有抄写者、校阅者、审定者、装潢监制者的姓名及抄写时间，有的还写明用纸的张数。此外，也有将全书总名写在卷末的，这又类似于简册的尾题。从发现的实物看，古卷轴一般每行书写10余字到20余字，一般只写单面，有时在正文的背面写注文，称作“背书”或“背记”。
现存与中医药学有关的古代卷子，主要有敦煌卷子和日本卷子两大类。
一、敦煌卷子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是汉武帝所设河西四郡之一，为当时丝绸之路通往中亚之要道，是汉唐时代东西方文明荟萃的枢纽。
汉魏之际，西域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很深，敦煌也因而成为我国最早的佛教中心之一。自东晋时佛教信徒开始在此凿窟造像，至唐代，莫高窟已拥有1000多个内有精美壁画、佛像的石窟，故又称“千佛洞”。建窟造像一直延续到宋初，前后达700余年。大约公元11世纪的某个时间，大量经卷、文书、绘画、法器被集中在一个洞窟的复室里封存起来，然后在外面重新绘上壁画。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在清理第17号石窟（藏经洞）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这个秘密的洞窟。洞中藏有一层层的经卷和抄本书籍，还有画着佛像的绢幡、织物、法器，总数约5万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遗书。遗书多数为手写本，不少写本是书法精品，也有少量稀世罕见的雕版印本。内容以佛经居多，另有不少道家、儒家经典，以及天文、地理、历史、医药、占卜、信札、帐册、户籍、契约等文献。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现。
从1906年起，这些珍贵文献，先后被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俄国鄂登堡及日本橘瑞超等人盗劫，大量流入国外。被盗文献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等10多个国家的有关文化机构和私人手中。其中英国所藏敦煌汉文卷子约12000卷，古藏文卷子和其他中亚古民族文字卷子约3000卷，总数在15000卷以上。伯希和盗劫的敦煌遗书约6000余件。由于伯希和是欧洲著名汉学家，其所劫卷子是其中的精华部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新一版）中《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对这些卷子进行了著录。日本橘瑞超掠去约3000件卷子，今分藏于日本龙谷大学等地。沙俄探险家鄂登堡搜购发掘的卷子，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总数已达18000余件。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签订协议，合作编纂、影印出版全部俄藏敦煌文献，并陆续出版了《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1992）。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在清理第17号石窟（藏经洞）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这个秘密的洞窟。洞中藏有一层层的经卷和抄本书籍，还有画着佛像的绢幡、织物、法器，总数约5万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遗书。遗书多数为手写本，不少写本是书法精品，也有少量稀世罕见的雕版印本。内容以佛经居多，另有不少道家、儒家经典，以及天文、地理、历史、医药、占卜、信札、帐册、户籍、契约等文献。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现。
从1906年起，这些珍贵文献，先后被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俄国鄂登堡及日本橘瑞超等人盗劫，大量流入国外。被盗文献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等10多个国家的有关文化机构和私人手中。其中英国所藏敦煌汉文卷子约12000卷，古藏文卷子和其他中亚古民族文字卷子约3000卷，总数在15000卷以上。伯希和盗劫的敦煌遗书约6000余件。由于伯希和是欧洲著名汉学家，其所劫卷子是其中的精华部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新一版）中《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对这些卷子进行了著录。日本橘瑞超掠去约3000件卷子，今分藏于日本龙谷大学等地。沙俄探险家鄂登堡搜购发掘的卷子，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总数已达18000余件。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签订协议，合作编纂、影印出版全部俄藏敦煌文献，并陆续出版了《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1992）。敦煌古医籍考释》将敦煌医学卷子分为11类：（1）医经类（2）五脏论类（3）诊法类（4）伤寒论类（5）医术类（6）医方类（7）本草类（8）针灸类（9）辟谷、服石、杂禁方类（10）佛家道家医方（11）医史资料类。其中第1～8类均为专门医学著作，第9类是有关古代养生、祝由的文献，第10类是佛经、道经中的医学内容，第11类是有关医学史的各种资料。
《敦煌中医药全书》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概述了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遗书的发现与流失，并重点论述了敦煌中医药文献的重大学术成就和价值。各论将敦煌医药文献分为9类：（1）敦煌医理类著作（2）敦煌古藏医药类著作（3）敦煌针灸类著作（4）敦煌诊法类著作（5）敦煌本草类著作（6）敦煌医方类著作（7）敦煌遗书中的道医资料（8）敦煌遗书中的佛医资料（9）敦煌遗书中医事杂论类著作。
在已知出土的古代医学文献中，敦煌医学卷子的数量最为丰富，随着《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全部出版，估计敦煌医学卷子总数将达100种。这批稀世之宝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如下几方面：
1．弥补了隋唐时期医学文献大量散佚的缺憾。魏晋至唐末五代的医药著作种类繁多，隋唐史志所载，不下二三百种。如《隋书·经籍志》记有256部，4510卷；《旧唐书·经籍志》记有136部，3962卷；《新唐书·艺文志》有155部，4277卷。然而保存至今的却屈指可数：《肘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经效产宝》、《刘涓子鬼遗方》等。敦煌医学卷子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时期传世医书的空白。此外，敦煌医学卷子大多未见史志著录，这说明当时收入史志中的医学书目是有局限的，而散见、流传于民间的医药书籍非常广泛。
2．保存了古卷子的原始面貌，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敦煌卷子医书大多是雕版印刷发明以前的古人墨迹，真实地展现了古卷子的型制、纸张、用墨、字体、书写格式。尤其是本草类著作中的"朱墨间书"及各种符号标识，保存了古代本草文献的原貌，是后世宋、元刻本医书无法比拟的。
3.为古医籍校勘、辑佚提供了重要资料。因为敦煌医学卷子是公元10世纪前的文献，早于所有现存传世的古医籍刊本，更接近古书原貌，故可为多种传世古医籍的校勘提供早期的依据。如卷子本《三部九候论》，“世”、“治”均有缺笔，乃避唐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讳所致，而今所传《内经》系唐宝应元年（762年）刊本，晚于写本60年，故可据以纠正今本《内经》中的谬误。卷子本《伤寒论》甲本（S202）避隋文帝杨坚讳，以隋以前抄本，而今传《伤寒论》系宋林亿等校正本，两相对照，有两条条文不见于今传世本《伤寒论》。又如P.3481《病形脉诊》可作校勘传世本《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的参考；дх00163《黄帝内经素问卷六》（残卷）可作校勘传世本《素问·玉机真藏论》的参考；S.5614《平脉略例》甲本、p.2115《平脉略例》乙本及p.3477《玄感脉经》等，可供校勘传世本《脉经》的参考。此外，敦煌医学卷子中还保留着不少失传古医书的佚文，这些佚文为辑佚复原古医书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如唐初官修药典《新修本草》，宋以后失传，仅有部分佚文散见于历代本草著作及其他文献中。而敦煌卷子医书中《新修本草》残卷就有4种：s.4534、P.3714、s.3822及李盛铎旧藏残卷，均系《新修本草》早期不同的传写本，均可供辑佚参考。
4．反映了六朝隋唐时期的医学成就。敦煌卷子医书涉及到医药学的各个方面，全面反映了我国六朝隋唐以前的医学成就。在医学理论的完善方面，卷子医书对人体生理、病理、经络的论述，有些方面发挥或补充了《内经》等古代医学理论，某些理论是其他古医籍中从未出现过的。如《玄感脉经》：“九脏者，形脏四：头角、耳目、口齿、胸中也……（头角者），精识之主，日月光明，（上）部之天以候之。”头角即头额，头角为人的“精识之主”，即具有精神意识作用，这在已知的中医文献资料中是最早的。又如《明堂五脏论》“明堂”一词的解释：“所以四大假合，五谷咨身，立形躯于世间，看明堂而医疗。只如明堂二字，其义不轻。明者，命也；堂者，躯也。”“明堂”是指有生命活力的人的躯体而言，对后世针灸著作、图谱用“明堂”命名的现象有所启示。在诊法方面，敦煌卷子中有脉法专著多种，既有直接辑录王叔和《脉经》的内容，也有不少与《脉经》所载不同的脉象；《平脉略例》中有19种脉象主病未见于传世医书，《玄感脉经》中23种脉象主病及6种死脉也与传世医书所载不同，对脉诊的的研究很有意义。
在药物学方面，敦煌卷子医书保存了我国唐以前4种重要本草著作的早期传本，如《本草经集注》、《亡名氏本草序例》、《新修本草》、《食疗本草》，尽管皆为残卷，却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新修本草》残卷的发现，证明了该书在国家颁行8年之内就传播到遥远的边疆，在历史上是空前的。《食疗本草》作为唐代一部最著名的饮食疗法专著，至今仍有重在的参考价值。
在方剂学方面，敦煌卷子医书中保存的医方达1024首，大都是六朝、隋唐时期医家通过长期临床实践的验方、效方，其治病范围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科，还有许多外用方（膏摩、药浴、灌肠、坐药、磁疗、盐熨等），解金石中毒方，祝由法，纳息（气功）法，辟谷法等等。唐人写本《备急单验药方》一卷，是一部民间备急单验方专书，保存完好，是唐以前从未记诸目录学记载的方书。另外，还首次发现了已佚的古经方书及古经方汤16个，填补了《汉书·艺文志》古经方十一家的空白。方剂中的面脂、面膏、乌发、洗发、香衣等内容，拓宽了中医药美容美发护肤的领域。
针灸学方面，《灸法图》、《新集备急灸经》等，是现存最古老的针灸图。图谱中将病证与穴位用线连接起来，可按症取穴，图文并茂，形象生动。此外，在气功养生、医佛道医学以及藏医学等方面，也有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发现。
5．解决了医史文献上的一些疑难问题。由于敦煌卷子医书的抄写年代下限不晚于五代末期，故可据以判定一些医学文献长期争议未决的撰年问题。例如《王叔和脉诀》是流传较广的传世古医籍，书中虽题有魏晋医家王叔和之名，但因其内容、体例均与王叔和编撰的《脉经》迥异，故历代医家皆认为此书是后世托名之作。但在其撰年问题上又有三说：一为宋代陈言、元代王好古主张的六朝说；二为明代吴昆、李时珍为代表的五代说；三为北宋熙宁以后说。而敦煌卷子医书《七表八里三部脉》、《青鸟子脉诀》中的七言歌诀，其体裁、文字均与传世本《王叔和脉诀》相同，足证《王叔和脉诀》的撰年当在五代以前。
二、日本卷子
早在西晋，中国的古文献就开始传入日本。到隋唐时期，中国国力日盛，文化灿烂，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皆把中国看作先进文化的发祥地。于是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纷至沓来，学习中国文化。从宗教、儒学、医学、建筑、印刷，到书法、绘画、音乐，均在学习之列。他们回国时，将大量的中国文化典籍（包括医药书籍）带回本国。据公元9世纪末（895年左右）日本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当时日本有汉籍1579部，16790卷（此为公元875年日本国家藏书院冷然院火烬之余重新搜集著录的数目），相当于当时唐代藏书的1/2。其中“医方家”录有医药古籍160部。毫无疑问，这160部古医籍都是六朝、隋唐时的卷子本。这些从4世纪至11世纪先后传入日本的卷子医书，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均已亡佚，只有少数原书残卷及重抄本因私人家传或密藏于古寺而得以幸存至今。已知现存日本卷子医书有10种：
1．《黄帝内经太素》：19世纪初在日本仁和寺发现丹波氏抄本残卷，后又发现和气氏抄本残卷，此后中日两国均有据此抄本的刻本及影印本，但只存23卷。
2.《黄帝内经明堂》：日本文永元年医家和气朝臣抄录，存序及第1卷。日本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秘藏。1992年日本北里研究所出版原色影印本。
3．《黄帝内经明堂类成》：19世纪初在仁和寺发现，日本永仁年间医家丹波长高等抄录，仅存1卷。
4．《黄帝虾蟆经》：为汉代医著，撰人不详，1卷。16世纪医家和气奕世家藏旧卷子。1796年丹波元简抄录。
5．《伤寒论》（康治本）：原为唐贞元乙酉（805）写本，不分卷。日本康治2年（1143）日僧了纯重抄。19世纪中期后有影印本和刻本。
6．《伤寒论》（康平本）：日本康平3年（1603）医家丹波雅忠据家传卷子抄录，日本贞和2年（1346）医家和气朝臣重抄。本世纪30年代从日本私人藏书中发现。有1937年大冢敬节校注本。7．（真本）《千金要方》：日本正和4年医家和气嗣成抄录，19世纪中期有影刻本，仅存1卷。
8．《新修本草》：日本天平3年医家田边史抄录，13世纪末有影抄本，19世纪中叶在日本仁和寺发现，仅存10卷。此后中日两国有多种影印本及影刻本。
9．《小品方》：公元16世纪中叶日本收藏家前田利常家藏，其后人建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秘藏。1992年日本北里研究所出版原色影印本，仅存1卷（包括序、12卷总目录、卷1本文）。
10．《医心方》：30卷。日本针博士丹波康赖编撰，成书于公元982年。此书为日本现在最早的一部医书。现存延庆本（残卷）、仁和寺本（残卷）、御本及半井家本（30卷，配补本）等多种抄本。另有日本安政年间医家丹波元坚等人的影刻本，乃据仁和寺本、延庆本及丹波氏家藏旧抄零本汇校影刻，使此书得成完帙。本世纪日本又据安政本多次重印。1955年中国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日本浅仓书屋所藏安政本缩印出版。1996年华夏出版社出版高文铸等的校注研究本《医心方》，是中日学者合作校注研究本书的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