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随着社会开放度的扩大以及相关机构宣传力度的持续加大，社会公众已经不再“谈艾色变”，在这一问题的认知上有了很大提高。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当下国内的防艾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不仅感染者的年龄正在向低龄与高龄两个向度延伸，下至“00后”，上至“50后”，已不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青壮年；而“无感”者的比例也十分庞大，居然达三成之多，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游离于监控体系之外，尽管其人数与总体人口比数量并不大，但仍不免让人惊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感染者“无感”？
一方面，与当事人的主动隐瞒、回避有很大关系。很多感染者往往要么心存侥幸，认为自己不那么容易“中招”；要么讳疾忌医，迫于社会压力而不愿意主动声张自己的“暗疾”。其骨子里仍认为患上此类疾病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秉持的仍是能瞒多久算多久。
而所有的瞒和避，也有着深广的社会原因。客观而言，当下社会对艾滋病的宽容度确实比以前有了很大改观，相当一部分民众与机构都能正视这一疾病，但仍有一部分人和机构对此存有歧视。无论是体现在日常接触的个体行为，还是体现在招工招聘等社会行为，不同程度的歧视多有存在。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感染者的选择。
另一方面，众多艾滋病感染者未能及时被发现，也与当下一些医疗机构落实艾滋病报告制度不力有关。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对艾滋病发生、流行以及影响其发生、流行的因素开展监测活动。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负责对出入境人员进行艾滋病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及时向卫生主管部门报告。但在现实中，这些机构并不能覆盖所有患者，很多疑似病例并不能及时报到卫生主管部门那里。
数量庞大的感染者不能及时纳入监控系统，必然会造成巨大的安全隐患。不仅感染者因错过最好的治疗时机，不能及时得到救治，同时对感染者的家人和朋友也非常不利。此前已有媒体报道，个别极端的感染者甚至出现报复社会的恶劣行为。
有鉴于此，从维护公共安全出发，有必要进一步强化艾滋病的宣传教育，使社会公众一体周知，共同担负起防艾治艾的责任。一者，各级政府应该明确监管责任，既要不断严密制度，夯实报告制度，将防治的网络扩展到更多的医疗机构，在盯紧出入境、血站等重点区域的同时，也要注重“内生性”艾滋病的生成机制，务实不遗漏一个感染者。
再者，在强化管理、监控、服务的同时，更要从社会上减压。比如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不仅要取消相关的歧视性条款，也要查处一些单位机构的“隐性歧视”。要将“关怀和不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而一旦外部环境改善了，则感染者可能面临的压力就会减轻，而国家关于“艾滋病自愿咨询和自愿检测制度”，也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说到底，艾滋病感染者病了，但相关制度体系不能生病。一个健康的检测、诊疗环境，是减少艾滋病“无感”现象的关键所在。这不仅关乎个体的权益，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安全，更体现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爱与“艾”愁：给艾滋病感染者更多关爱与救助
要加大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救济和帮助，尤其是要消除其引发恐惧的外部环境，比如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对排斥艾滋病的做法给予纠正，对故意歧视或者排挤者给予惩戒，让艾滋病患者的正当和合法权利受到保护。
与此同时，在全社会要倡导“权利至上”的基本理念，针对特定人群做好健康干预工作，以推己及人的态度与责任，消解歧视存在的空间，让艾滋恐惧不再成为公众之忧。唯有如此，“32.1%感染者未被发现”的体系之痛才会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