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避风港湾，让未成年人勇敢往前走

记者在浦东新区杨思中学见到初三学生王亮（化名）时，他正在心理咨询室排队等候一场即将到来的对谈。他似乎并不期待，“是班主任拉我来的”。他对学习没兴趣，“反正也考不上高中，学不学都一样”，他生活在一个气氛压抑的家庭里，以不影响他学习为由，父母早在五年前就切断了家里的网线、没收了他的手机。除了上学以外，他几乎和亲戚、同学以及这个社会失去了联系。

　　心理老师王迪发现，王亮的情况比较复杂。第一时间，她找来了杨思中学所在三林镇的未成年人保护站社工高晨，“他可能需要心理干预”。

　　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青少年处于抑郁障碍的高发期。18—24岁年龄组的抑郁风险检出率达24.1%，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

　　上海在全国率先探索街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建设。2022年，“新增200家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被纳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截至当年9月底，上海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已全部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行，实现街镇全覆盖。其中，心理关爱、法律服务、风险排查及紧急干预等，都是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的功能所在。日前，记者探访了数个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

　　迈出最难的一步

　　浦东新区三林镇有约2.4万名未成年人，在浦东乃至整个上海，这个数量都位居前列。2022年年底，三林未成年人保护站成立后，三林镇聘请了上海东方社会工作事务所的专业社工，与镇相关部门、社区干部一起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特别是应对近年来需求增长的青少年心理干预、疏导。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社工高晨跟踪帮助的孩子大约有20多位。“一部分是社区上报的困境儿童，还有一部分情况严重些，是派出所提供的案例，说明孩子们出现了一些自杀倾向。”

　　李旭（化名）是一名17岁的男生，如果不是辍学，他今年应该读高三。因父母离异，母亲又身患重病，李旭的家庭条件十分拮据。高晨第一次去家访时，李旭住在三林塘老街一处不见天日的出租屋里，厨房灶台是露天的。

　　李旭多次向母亲表达了轻生念头后，母亲选择报案，三林未成年人保护站就在这样的局面下介入了。社工几次上门后，虽然仍无法打动李旭，母亲却决定搬家了，“要给孩子一个更明亮的环境”。经过更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评估后，母亲咬牙把李旭送进了当地的精神卫生中心。

　　“这些年，伴随着全社会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提高，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孩子不再回避自己的抑郁情绪，而往往是父母不愿直面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高晨说。和他遇到的许多家长一样，李旭的母亲起初十分抗拒，担心孩子接受了心理治疗后会被人指指点点，甚至留下就诊记录，影响一生。可真正迈出最艰难的一步后，她却发现孩子的转变很快，仅仅一个月的治疗后，李旭就回家了。“虽然短期内还无法回到学校，但他情绪平和了，也更积极地面对生活。”高晨说。

　　去年下半年，社工们越发感受到，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存在一定的“幸存者偏差”。“并不是困境家庭、低保家庭的孩子们心理问题就一定更严重，因为全社会对他们的关爱更多，各条线部门、社区所掌握的数据更全面。”上海东方社会工作事务所服务部主管乐玉柱说。

　　高晨曾遇到一例由幼儿园报案，并转到三林未成年人保护站进行跟踪观察的例子。“一个家庭条件优渥的孩子，在学校被老师发现浑身是伤，但由于父母不愿深究，事情不了了之。我们怀疑孩子可能遭遇家暴，却也无能为力。”为了强化对这类问题的发现机制，三林镇与辖区内47所学校（包含幼儿园、小学、中学）签署协议，形成一整套关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护的方案。“通过将三林未成年人保护站的资源和学校对接，许多学校能够在面对孩子的心理问题时，第一时间找得到专业力量和抓手，让孩子们少走弯路，阳光成长。”三林镇社发办相关负责人说。

　　王亮就是由学校发现，交给三林未成年人保护站进行疏导的。当天给王亮做心理疏导的正是乐玉柱。他耐心听孩子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以平视的态度和孩子说了许多交心的话。经过评估，王亮的问题在于家庭关系，需要进一步通过家访、与其父母互动，不断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目前，杨思中学通过与三林未成年人保护站的合作对接，也实现了对学生心理问题的及时干预。不久前，王迪就发现，个别班级的孩子出现“划手”现象，即用尖锐的物品在手臂上划出伤口或形状。“我们访谈和观察后发现，有的孩子是因为家庭关系带来的心理压力，还有一些是模仿行为。通过及时跟进，并请专业社工介入，能更好地防患于未然。”王迪说。